按：這是一個歷史學者用星占數術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今年是中國傳統歷法即所謂“農歷”中的龍年，之所以為龍年，是因為今年對應的年干支為甲辰，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動物一一對應，子對應鼠，午對應馬，而地支辰對應的就是龍。上一篇文章我們聊了龍有關的星象（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237533），本文繼續介紹“辰”有關的星象，這些內容并非承襲自龍星象，而是“辰”單獨代表。

“辰”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非常悠久。《左傳》“昭公七年”條目下的“傳”記載有：“公（即晉侯）曰：“何謂六物？”（伯瑕）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晉代杜預注釋此句道：“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唐代孔穎達以同樣的內涵解釋：“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日月相會，也就是天文學嚴格意義上每個月的“朔”時刻，該時刻所在的那一天就是每個月的第一天“朔日”。表示日月相會的“辰”，指的是一年十二個月每個月太陽與月亮在經度上位于同一度數位置，但是這個位置每個月并不相同，可以分別用十二地支的子至亥來表示，這里的十二辰，實際上表示的是星辰相會的空間位置，與現代古裝影視劇中常見的古代十二“時辰”之表示時間的“辰”有所不同。而且《左傳》的這條記載也明示，這種辰可以配日，表示不同的日子。

日月所會之處以及相應的朔日是出現日食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即日食一定發生在朔日，這一規律古人很早就已經掌握，也留下了相當多的記載。《左傳》“昭公十七年”條引用《夏書》的記載：“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這則記錄生動描繪了日食發生時的祭祀場景，這個特殊的“日月相會”景象——日食，并未按照歷法推算的那樣出現在房宿，反映出當時日食的推算不十分精確，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天空位置和日期，這一天象在古代普遍被視為兇兆，于是通過盲人擊鼓、嗇夫取幣祭祀天神，眾人參加救日食攘災的勞役等方式，以驅逐此災難。

除表示日月相會的不同位置外，辰在古代還用于命名特定的星宿。儒家經典著作《春秋公羊傳》注釋《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這條經文時，指出“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東漢何休解釋這條傳文時，進一步說明了大火就是古代赤黃道附近二十八星宿中的心宿二，即現在的天蝎座α星，非常明亮，其視星等為一等，呈紅色，位于東方；伐就是西方星宿參宿附近的伐星官，位于西方，屬于現今的獵戶座，兩者處于大致相對180度的位置，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天空中，都是中國古代標記不同季節的重要星象。《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語中的“火”就是指心宿大火星，它標識著古代某部歷法中的七月，大火星從南方位置逐漸向西方下沉，此時正逢夏秋之交，正是心宿所屬的東方蒼龍七宿呈現的星象，現代多把這個“火”視為炎熱的表現，實際上是以今天的含義誤解了古代的文字，上古時期的“火”字大多指大火星，而無炎熱的意思。

心宿二與伐星，還有另一個八卦故事，也記載在《左傳》中。傳說上古時期帝嚳高辛氏有兩個兒子，長子閼伯分封于商丘，該地對應的星象就是心宿，也稱為商星；次子實沈的封地是大夏，對應的星象是參宿。兩個兄弟不和睦，老死不相往來，說的就是心宿和參宿在天象上不可能同時出現，伐宿緊鄰參宿，可代替參宿的這一特性。直到唐代，杜甫還在《贈衛八處士》一詩的開頭描述了這一神話和星象主題：“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心宿二和伐星因為分屬于東方蒼龍和西方白虎星象，在方位上被視為東方和西方的代表，而北辰就是北極，是天的中心。在何休看來，這三者是古代指示方位的重要星象標志。先秦字辭書《爾雅》對辰的星象解釋稍有不同，認為大辰指代東方房、心、尾三宿，大火一般稱為大辰，而北極則稱為北辰，并未提及參、伐星宿。無論辰所指代的實際星宿為何，這些被選中的特殊星宿都是因為在指示方位和季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區別于其他。

“辰”字也可泛化為指代所有的星，現今的“星辰”一詞就來源于此。《左傳》“桓公二年”條下有“三辰旌旗，昭其明也”一句，孔穎達認為這里的三辰指日、月、星三者，“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于天，昏明遞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以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這三種天體恰好在白天和黑夜給我們照明、分別時間的早晚和不同，也是延續至今我們仍在使用的年、月、日、時等幾類時間單位的天象基礎。

從各種對“辰”的特殊和一般指稱可以看出，這些星象或特殊的星象位置與時間季節的標記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星象或時間為主體，其本質含義更側重于那些能指示特殊空間或時間的標記物，這也是“辰”既能代表空間中的星象又能指示時間的原因，因為它最主要的作用或功能在于作標記。

作為一種標記，它最重要的符號系統是十二辰，既能指示空間，又能指示時間。空間上的天象十二辰，一般以十二地支表示，將周天劃分為十二份，根據十二地支的順時針次序依次命名各天區，這一天象系統，被認為與歲星（古代對木星的稱謂）的運行規律密切相關。唐代賈公彥注疏儒家經典《周禮·春官·馮相氏》解釋道：“十有二歲者，歲謂大（即太）歲，左行于地，行有十二辰，一歲移一辰者也。”木星繞太陽公轉的恒星周期為11.86年，接近12年，中國古代早期認為木星的運行規律大致是一年走一個辰次，因此根據它的運行將周天分為十二辰，但是古人也認識到木星的運行并不是均勻的一年走一個辰次，有時候走得快，會出現“超辰”的現象，即比推算的位置走得快，從而走到推算辰次的下一個辰次，因此又設計出一個“太歲”的假象天體，它的運行方向與木星自西向東的次序相反，運行速度均勻，依此來標記年歲的變化，即所謂的“太歲”或“歲陰”紀年系統，可以與歲星的運行位置參照使用。

漢代司馬遷《史記·天官書》就記載了這種“太歲”紀年和歲星位置（也可視為歲星紀年系統）的對應：“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行右轉居丑。單閼歲：歲陰在卯，（歲）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葉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攝提格、單閼等文字古怪的名稱，標記的是時間上的不同年份，它們的原始含義至今沒有比較好的解釋，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十二地支某種民族語言的音譯，有的認為它們代表的是不同的天神。

這里的十二地支表示的是歲星或太歲運行所處的不同空間位置，對于這十二個空間位置，東漢班固所撰《漢書·律歷志》給出了另一組對應的天文學名稱（見圖1）：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為區別于十二辰，這十二個名稱一般被稱為十二星次，它們也僅僅用于表示十二個天區的空間位置，而不像十二地支表示的十二辰一樣，還能用于表示時間。

圖1 摘自盧央《中國古代星占學》，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

十二星次每個名稱的含義，目前也是眾說紛紜，其中鶉首、鶉火、鶉尾，分別對應午、未、巳三個連續的地支，在方位上對應南方，而鶉作為一種鳥禽，與南方星宿整體以朱雀的形象呈現有關。整個鶉或朱雀被劃分成三個部分，頭、尾、中間，中間以鶉火表示，可能是因為大火星心宿二本來就是一個明亮的紅色星，而這個天區也有一顆明亮的、視星等接近二等的長蛇座α星，因此就將這一標志星用于星次的命名。同理也可見大火和實沈兩個星次，分別對應東方卯和西方申，大致處于相對沖的位置，它們的命名肯定與這兩個顯著的星“辰”有關。大梁的命名，與地域分野有關，指的是魏國的都城大梁，即今天的河南開封市。而魏在《漢書·地理志》中與天上位于西方的白虎星宿對應，而大梁對應酉方，正好位于西方申、酉、戌三個天區的正中央。

星紀，被認為是十二星次的起點，《漢書·律歷志》記載，冬至點就位于星紀之次的中點，對應牽牛初度，而冬至點是中國古代歷法推算的一個重要起點，一年的開始就以冬至點為始，再次回到冬至點的時間間隔就是一個回歸年的時間長度，這個數值也是周天的度數。星紀這個名稱，《爾雅》有“星紀，斗牽牛也”一語，晉代郭璞對此注釋道：“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謂之星紀。”也就是說，二十八星宿中的牽牛以及比鄰的南斗星宿，是當時一年的起始點冬至點所在位置，日月五星的相關運行時間和位置推算都是從這個點開始、結束的，因此被稱為“星紀”。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解釋，認為星紀和攝提格等名稱一樣，也是古漢藏語言的音譯，“星紀”的原義為“虎”，與現在西南少數民族傈僳族對虎的稱呼si-tsw仍非常相似。

玄枵一名的解釋同樣多樣。《爾雅》同樣也解釋了“玄枵”對應二十八星宿中的虛宿，郭璞解釋認為虛宿位于北方，五行中與北方相配的顏色是黑色，玄就是黑色，而枵的意思為消耗，而消耗正有虛空之意。還有學者根據《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黃帝有一個兒子為玄囂，號青陽，另一個兒子名昌意，娶了蜀山氏女昌僕，生下了兒子顓頊。而認為玄枵就是玄囂，虛宿就是顓頊之頊，兩個字是同音假借關系。還有研究語言的學者認為玄枵是古漢藏語中兔的音譯，西夏語則將兔簡稱為“訛”（喉音），近似玄枵。

雖然這十二個星次的全部名稱在漢代才出現，但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別體史書《國語》已經記載了部分星次的名稱，如“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鶉火、析木已經被用于標記歲星和太陽的運行位置。《左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因此，部分學者將十二星次的產生時間上溯至春秋時期，但也有學者提出異議，除《左傳》《國語》以外，從戰國至漢代的漫長時間中均不見星次名稱的出現，他們根據歲星的真實恒星周期進行回推，發現《左傳》《國語》中的歲星位置記載并非當時歲星的實際位置，而是根據十二周年一周天的規律由公元前4世紀前期的歲星實測位置逆向推算得出，因此認為《左傳》《國語》中的星次記載是后人修改加入，并非當時的原始記載。

學者們根據冬至點位于牽牛初度的記載，通過赤經每一百年約一度半的變動，回推計算出十二星次的產生年代在公元前430年前后一兩百年之間，再考慮到十二次和十二個地域上的分野在同時代產生，以及歲陽、歲陰紀年的元始年，認為其產生的年代可能在戰國時期的公元前4至5世紀左右。

這十二個星次在中國古代以及現代的某些普及讀物中被稱為黃道十二宮，兩者確實非常相似，而且黃道十二宮在隋唐時期前后傳入中國時，經常被視為等價于十二星次，但兩者的區別是本質上的。中國古代一周天也就是十二星次的總和并不是360度，而是365度有余，這是因為中國古代歷法的周天度數與一年的日數一一對應，太陽一天走一度，每部歷法中一年的總天數為多少，那么對應的周天度數就是多少，歷代歷法的數值均有差異。而黃道十二宮在西方天文學系統中則是妥妥的360度圓周。更為重要的是，黃道十二宮以黃道十二星座區分，這些星座由恒星組成，每個星座雖然覆蓋區域寬窄不等，但黃道十二宮每宮都是30度，而通過前述幾個星次的解釋可以看出，十二星次由二十八星宿來度量，每個星次都不是均勻的30度，而且每個星次的起始點在歷代歷法中均有所變化。

因此，星象之“辰”雖然與龍星象無關，代表了多種不同類型的天象，但這些星象提醒我們中國古代的星象文化復雜而多樣，博大而精深，是一個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