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王陵墓的神道兩側，一排排靜默的石人石獸巍然屹立，這些被稱為“石像生”的雕塑群，見證了中國古代喪葬文化的深厚底蘊，凝聚了千年來雕刻藝術的精華，更是一部矗立在天地之間的石頭史書。

明十三陵 神道石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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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像生，究竟是什么？

在中國古代帝王與貴族陵墓的神道兩側，常常矗立著一排排氣勢恢宏的石雕人像與獸像，它們或肅穆莊嚴，或威猛雄健，歷經風雨滄桑卻依然守護著陵墓的安寧。

這些石雕在歷史上被稱為“石像生”，又稱“翁仲”，是中國古代陵寢制度中極具特色的儀衛性雕刻，更是皇權儀衛的縮影。

唐乾陵石像生

“像生”原指模仿天然物制作的手工藝品，如用紙、通草或綾羅制作的花果、人物等，因形態逼真如活物而得名。而排列在墓道兩側的文臣、武士及各類走獸均為石制雕像，故得名“石像生”。

唐乾陵石像生

張騫墓石虎

石像生作為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特有的表現形式，其歷史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并在唐宋時期得到規范發展，至明清達到藝術巔峰。它們不僅具有守護陵園、驅邪鎮墓的象征意義，更是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物質化體現，通過種類、數量和排列方式的差異，彰顯著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錢镠墓（吳越國王陵）的石像生

石像生之名：“翁仲”？

石像生又稱“翁仲”，這源于歷史上一位真實存在的人物。相傳秦朝有位大將名叫阮翁仲，此人身高一丈三尺（約合現今3米），勇猛異常，力大無窮。他曾駐守臨洮（今甘肅岷縣），防御匈奴入侵，立下赫赫戰功。

阮翁仲石刻

翁仲死后，秦始皇為紀念這位勇將，更為了震懾匈奴，下令鑄造阮翁仲銅像，立于咸陽宮司馬門外。令人驚嘆的是，匈奴使者來到咸陽，遠遠望見銅像，竟以為是活著的阮翁仲，不敢靠近。從此，后人便將立于宮闕廟堂和陵墓前的銅人、石人統稱為“翁仲”。

西漢馬踏匈奴石雕（霍去病墓）

石像生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時期，但早期的形式較為簡單，多為單個石獸或石柱，分布在貴族墓葬周圍。其最初的功能與原始的靈魂觀念和風水信仰密切相關，人們相信這些石獸能夠守護死者靈魂，免受邪祟侵擾，同時也寓意著吉祥與祥瑞。

石像生起源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對陵寢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雖然秦始皇陵兵馬俑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石像生，但兵馬俑的龐大陣容展現了秦朝在陵園中大規模應用雕塑的理念，體現了秦人對死后世界的宏大構想和高度重視。

霍去病墓石像生

到了漢代，石像生制度真正形成并得到發展。漢武帝為紀念年輕將領霍去病在河西戰役中反擊匈奴的卓越功績，命人將霍去病的墓地修建成祁連山的形狀，并在墓前設置石雕。這一舉措開創了在陵墓前設置石像生的先河，奠定了后世陵墓儀衛雕刻的基礎。

霍去病墓石像生

漢代石像生的設置已呈現出等級區別。如皇帝陵前布石象，太尉墓前布石駝，校尉墓前布石鹿，而太守、縣令墓前只能布石獅和石羊。這種等級差異體現了封建禮制在喪葬文化中的滲透，使石像生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

霍去病墓石像生

石像生中的各類形象均蘊含深刻寓意。文臣武將象征著墓主人生前的政治權威與軍事力量；獅子作為百獸之王，象征著威嚴與權勢；大象代表力量與吉祥，且“象”與“相”諧音，寓意“出官為相”；獬豸是傳說中的神獸，能辨善惡，象征公正執法；駱駝象征忠誠和負重遠行；馬則是軍事征戰的象征，代表國家武力。

霍去病墓石像生

這些石像生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儀仗體系，既是墓主人生前權勢的延續，也是對其死后世界的守護，更體現了古人對永恒與不朽的追求。

霍去病墓石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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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像生歷史沿革

石像生的歷史發展跨越兩千余年，經歷了多個重要階段，每個時期都呈現出不同的藝術特征與制度規范，共同構成了中國石雕藝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秦漢時期：石像生的初創

西漢時期，石像生藝術迎來了第一個高峰。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是目前所知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石像生實物資料。漢武帝為紀念這位英年早逝的將領，親自選定其墓址陪葬在茂陵，并命官府工匠為其墓前雕造石像生。

“馬踏匈奴”石像生 陜西茂陵博物館藏

現存石像生包括馬、虎、象、羊、胡人等14件作品，其中以“馬踏匈奴”最為著名。這件作品高168厘米，以整塊花崗巖雕琢而成，建筑學家梁思成曾描述：“馬頗宏大，其形極馴，腿部未雕空，故上部為整雕，而下部為浮雕，后腿之一微提，呈休息狀。馬下有匈奴仰臥，面目猙獰，須長耳大，手持長弓，欲起不能?！?/span>

仰臥匈奴細節

怪獸食羊

胡人抱熊

霍去病墓石像生采用了“因勢象形”的獨特雕刻手法——工匠們根據天然石塊的形狀，巧妙設計，稍加雕琢，便生動地展現出各種動物和人物的形態。這種循石造型的技法，既保留了石材的原始質感，又賦予作品渾然天成的氣勢，體現了漢代藝術氣魄深沉雄大的特點。

東漢魯王墓二石人

東漢時期，石像生藝術進一步發展。石人形象多采用方柱形石材雕刻，具有凝重雄健的格調，如原存山東曲阜張曲村魯王墓前的一對石人和山東鄒縣匡衡墓前石人。石獸方面則出現了造型勁健的大型石辟邪，如四川雅安姚橋高頤墓前的石辟邪，造型凝重，氣宇不凡。

四川雅安姚橋高頤墓前石辟邪

魏晉南北朝：短暫沉寂與恢復

魏晉時期，社會動蕩，薄葬之風盛行，陵墓前放置石像生的傳統一度中斷。然而到了南北朝時期，隨著秦漢陵寢制度的恢復，石像生重新出現在帝王貴族墓前。

齊武帝蕭景安陵石獸

南朝宋、齊、梁、陳的三十多座帝王貴族陵墓分布在今江蘇郊區和句容、丹陽縣境內，墓前多立有石獸。其中南朝宋武帝陵前的石獸、齊武帝蕭景安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性，這些作品利用整體石材，以洗練的手法表現雄偉的氣勢，對唐代陵墓前石獅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齊武帝蕭景安陵石獸

唐宋時期：規范與繁榮

唐代是石像生藝術發展的關鍵時期，不僅作品規模擴大，雕刻技藝也更加精湛。

唐太宗李世民昭陵是唐代帝王陵墓的代表作之一，陵墓外原有十四個外族君長的石人像，但已遭毀壞不可見。幸存下來的是著名的“昭陵六駿”——以李世民生前騎乘的六匹戰馬為原型雕刻的青石浮雕。

白蹄烏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什伐赤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這六匹戰馬分別名為“颯露紫”“拳毛騧”“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姿態各異，采用浮雕工藝制作而成。

青騅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拳毛騧（復制） 真品藏于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

1924年，魯迅在西安講學時曾評價：“漢人墓前石獸多半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其手法簡直是前無古人?！边z憾的是，“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在1914年被盜賣至美國，現藏于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

颯露紫（復制） 真品藏于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

特勒驃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合葬墓乾陵的石像生則代表了唐代石像生藝術的頂峰。乾陵神道石像生包括：翼馬一對、朱雀一對、石馬五對、控馬者三對、石人十對、外族酋長像六十；朱雀門前石獅一對、石人一對；玄武門有石獅一對、石馬一對，青龍門、白虎門各有石獅子一對。

乾陵控馬者

頂替了“朱雀”位置的鴕鳥

特別是那61尊蕃臣像，雕刻的是當時唐王朝屬下的少數民族官員和鄰國王子、使節，被稱為“蕃像”或“賓王像”。

61尊蕃臣像

石像初建時，每個石像背部都鐫刻著姓名、職銜、族屬以及屬國國別等文字，表明他們是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蕃臣”。這些文字經過一千多年的風吹日曬雨淋，大都漫漶不清了，只有七尊石像上的殘存文字還依稀可見，從這些文字可知這些人是疏勒國王裴夷健密施、康國王泥涅師師、于闐王尉遲璥、波斯王卑路斯、朱俱半國王斯陀勒、石國王子石忽那、吐火羅王子特勒羯達健等。

唐代對石像生的使用已有嚴格的等級規定：三品以上官員用石獸六件，五品以上官員用石獸四件。而帝陵則不受此限制，乾陵的石人、石獸達九十六對之多，充分彰顯了皇權的至高無上。

61尊蕃臣像細節

宋代石像生在唐代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更具世俗化特征。北宋皇陵集中在河南鞏義市，有八位北宋皇帝在此下葬，加上陪葬墓，現存石像生共一千余件。這些石刻排列在神道兩側，題材包括文武官員、外國使臣、內侍、馬、象、瑞禽及祛邪虎、羊等。

永昌陵石像生

宋陵石像生在題材上增加了唐代未見的大象和馴象奴，體積明顯大于真象真人；還有瑞禽、瑞獸各一對；仗馬兩對，左右立有控馬人。

永熙陵石像生

在藝術表現上，宋代雕刻手法細膩寫實，應用透視規律產生視覺錯覺，夸大頭部比例，使狹長神道上的人物比例處理更為合理。人物細節處理上體現出了世俗化特點，如文臣武將的身軀和面龐帶有明顯的職業特征。

永昭陵石像生

明清時期：鼎盛與規制化

明代是石像生藝術發展的高峰期，朱元璋通過數十年的征戰建立明王朝后，石像生作為皇權的象征，成為陵寢制度中的主流形態。這一時期拋棄了宋以前使用的較小石羊、石虎，啟用了更大的動物和神獸，在雕刻手法上集前代之大成。

明孝陵獅子

南京明太祖孝陵神道兩側的石像生現存18對，體積龐大堅實，造型為極具概括性的橢圓形。明孝陵前的石獸分為石獅、石獬豸、石駱駝、石象、石麒麟、石馬六種。其中六對是立像，六對是臥像，石人分為文臣、武將兩種，共四對，均為立像。

明孝陵獬豸

明成祖遷都北京后，十三陵的神道兩側排列著18對文武官員及動物石像，體形比孝陵石像生更為高大，均以整塊白石雕刻而成。明長陵在孝陵基礎上增加了勛臣一對，此后明陵都沿用長陵定制。

明孝陵駱駝

明代對官員墓前石像生的使用也有嚴格規定。《明會典》記載：“公侯和一品、二品官為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馬、石人各一對，三品官減去石人一對，四品官為石望柱、石馬、石虎各一對，五品官為石望柱、石馬、石羊各一對，六品以下不準設置石像生。”

順治孝陵武將

安徽鳳陽的明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為其父母和兄嫂修建的陵墓，雖非帝陵，但其神道石像生數量達32對，加上華表共36對，是以往帝陵18對規制的兩倍，成為現存石像生數量最多的陵墓。

安徽鳳陽明皇陵石像生

在長257米的神道上，石像生密集排列，氣勢恢宏。其刻工精美，藝術風格上承宋元，下啟明清，是大型石雕藝術精品，被譽為“歷代陵墓之冠”。明皇陵石像生的特殊規模，反映了朱元璋追封先祖、彰顯孝道的政治意圖，是研究明代初期禮制變遷的重要實例。

安徽鳳陽明皇陵石像生

清承明制，在石像生設置上基本沿襲明代制度。《大清律》規定：“三品以上官可用石獸六件，五品以上官可用石獸四件，六品以下不準設置石刻。”清帝陵石像生分散于東北、河北的各個陵園，配置結構與數目上與明代略有不同，造型上崇尚精美，但雕刻刀法較為軟弱，石像生藝術逐漸走向衰落。

順治孝陵立象

石像生作為中國古代陵寢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秦漢時期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發展歷史。它們從最初簡單的石獸、石柱，逐漸演變為規模宏大、規制嚴謹的儀衛性雕刻群，見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續與變遷。

安徽鳳陽明皇陵石像生

神道兩側，石獸靜臥，翁仲肅立。當所有輝煌終將歸于塵土，唯有這些石像生穿越時空，在歲月流轉中默默守護著歷史的記憶。它們凝固了時光，也鐫刻下中國古代社會的等級制度、藝術審美和精神信仰，成為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石頭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