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偉民 |“超級大國”的自負是蘇聯衰落的重要原因【大國崛起過程中的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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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大國崛起過程中的憂患意識
近代以來的四五百年間，歐美地區通過一系列的工業革命和政治變革，率先在全球完成了近代化和現代化。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美國、蘇聯先后崛起為世界強國或地區強國。仔細考察這些國家崛起的過程，我們會發現，它們在崛起的過程中對自己的未來發展都曾有過深刻的憂患意識；而幾乎所有大國的衰落也是與憂患意識的喪失密切相關的。斗轉星移，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中國的崛起似乎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其表征之一是中國的GDP已雄踞世界第二。然而，世界歷史上既有崛起成功的榜樣，也有崛起失敗的案例；即使成功崛起，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仍有可能衰落。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應時刻以世界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警示自己，尤其要記取“康乾盛世”陶醉于天朝大國與田園牧歌中的歷史教訓，從而讓歷史照亮未來的行程。
“超級大國”的自負是蘇聯衰落的重要原因
余偉民 |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1期
文中圖片未經注明均來自網絡
作為20世紀曾經崛起于世界的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的發展一度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成就了幾百年來俄羅斯民族的強國主義目標。然而，在世界歷史的坐標上，蘇聯的崛起只是一種“短時段”現象，如果從二戰結束后蘇聯成為世界大國算起，僅40多年，蘇聯就終結了“超級大國”的崛起之路。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仍然處在現代化進程的相對落后階段，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至今步履蹣跚。蘇聯從崛起到衰落的歷史，反映了強國主義目標驅動下國家與社會發展不協調而導致的結構性矛盾，一個缺乏“先進社會”支撐的“強大國家”，無論其自我定位如何超前，自我意識如何膨脹，終究要按歷史的邏輯回歸其客觀的歷史階段。
蘇聯立國之初，新政權的領導人對俄羅斯社會的落后狀態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列寧晚年在論證社會主義革命對俄國的意義時，承認政治革命的超前是“特殊形勢”造成的歷史機遇，在俄國還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的情況下，政治革命的功能是為俄國創造“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為了使俄國“擺脫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列寧曾現實主義地推行“新經濟政策”，通過發展經濟來提升社會的文明程度，以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
斯大林進一步將改變國家的落后狀態同強國主義目標聯結起來，于1931年提出“落后挨打”論。他列舉俄國歷史上因落后而挨打（實際上有些“挨打”是沙俄與他國爭霸失利）的教訓，要求加快發展速度，增強國家實力，趕上和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斯大林的趕超戰略中，建設強大國家是至上的目標，因為他是以國際政治的“弱肉強食的規律”來論證“落后挨打”的邏輯，而且認為這是一場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生死競爭。“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顯然，在斯大林的觀念中，國家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所支撐的軍事力量）是衡量先進與落后的尺度，至于如何在社會諸層面的現代化及其協調發展等更廣義的發展領域趕超先進國家則不在他的視野中。惟其如此，斯大林才會提出十年內由落后變強大的高速趕超目標，因為這種目標的現實性只可能體現在一些具體的經濟發展指標上。
如果說，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領導人在國家發展目標的設定上，曾經表現出一種基于鞏固政權和迫于國際競爭壓力的危機感或憂患意識，那么，隨著某些強大國家建設目標的實現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其自我意識逐漸陷入了過高估計國家發展水平和超前定位社會發展階段的誤區。當二戰后蘇聯憑借戰勝國的地位和戰后初期獲得的競爭優勢，成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世界級大國時，這種自我意識更是膨脹為“超級大國”的自負。
斯大林晚年，上述自我意識已經明顯表露。戰后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尚未完成，斯大林就要求制定新的黨綱，明確規定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間表。根據斯大林的設想，蘇聯將在20～30年內進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實現無商品貨幣的按需分配，經濟指標全面超過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顯然，這是具有空想特征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完全脫離了蘇聯社會的現實基礎（當時的蘇聯尚未根本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同時，這種立足于粗放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實質上已經落后于戰后正在興起的新一輪技術革命，而斯大林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缺乏前瞻，仍然固守戰前提出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觀點，并以此設定與資本主義國家競賽的指標（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指標），把這些指標作為達到共產主義的標準。所以，在超階段發展目標的背后，實際上是落后的、固步自封的發展意識。斯大林逝世前后，思想保守、體制僵化的蘇聯社會已經呈現出危機的癥候。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曾經對僵化的“斯大林模式”進行改革。從總體上看，赫魯曉夫的改革是淺層次的，形式的變化遠大于內容，它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也沒有形成系統的改革理論，政策的調整和改革措施的選擇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所以，在赫魯曉夫執政后期，隨著他本人政策舉措的失誤、權力集中程度的提高，蘇聯體制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再度凸顯。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一方面對斯大林進行了全盤否定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卻接過斯大林晚年的口號，在通過的新黨綱中宣布蘇聯將在“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同時，在對外政策上，赫魯曉夫熱衷于取得同美國“平等”的霸權地位，以實現“美蘇共同主宰世界”的大國目標，因此而釀成了第二次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等重大事件。其實，1950年代剛剛“解凍”的蘇聯，最需要的發展目標應當是重啟曾被耽誤和破壞的建設公民社會的進程，以此緩解強國主義目標下國家與社會的失衡。然而，赫魯曉夫改革的中止使現代社會的發展目標再次被遮蔽于強大國家的光影下，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長期積累的體制弊端將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失衡最終推向全面危機的深淵。
勃列日涅夫以穩定“斯大林模式”為執政的宗旨，在發展戰略上也繼承了斯大林的強國主義方針。由于勃列日涅夫代表的保守勢力占據了蘇聯政治的主導地位，改革傾向受到壓制。蘇共二十四大后，連“改革”這個詞匯也不再出現于正面宣傳中，輿論宣傳口徑被規定在“完善”既有體制模式的主題上。正是在這種保守意識的指導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為體制的優越性和合理性辯護的所謂“發達的社會主義”理論。1967年11月7日，在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上，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已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報告中，勃列日涅夫進一步論述了這個觀點。此后，蘇聯理論界從各個層面為“發達的社會主義”理論作了大量的宣傳論證，1977年，這個理論觀點被載入修改后的蘇聯憲法，成為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意識形態標志。
以“完善”既有體制為宗旨的理論和政策，使一度受到改革沖擊的“斯大林模式”得到修補和延續，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蘇聯社會發展的停滯，并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再度出現了類似斯大林晚年的由體制僵化而走向危機的狀態。197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的經濟增長率呈逐年下降趨勢。因受舊體制的束縛，蘇聯的發展戰略始終難以轉到以技術創新為動力、以效益為中心的集約化軌道，經濟結構調整止步不前，傳統的粗放式發展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重工業的片面發展既壓抑了人民的消費水平，又阻礙了新興產業的發展。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又一次失去了利用技術革命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的機遇，而且在新技術領域拉大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盡管如此，自我陶醉于“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勃列日涅夫對危機征兆并沒有予以重視，而是沿著強國主義的軌道，通過大力發展軍事工業彰揚國威，追求“超級大國”的地位，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其結果是，雖然在一段時間內蘇聯的軍事力量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對外擴張也達到空前的范圍，但它的經濟結構因軍事工業一家獨大而進一步畸形，綜合國力逐漸衰退，社會矛盾不斷積聚和深化。這個崛起于國際政治舞臺的“超級大國”實際是個跛足巨人，在現代化的歷史坐標上并不具備引領世界的先進性，依靠非均衡發展的巨大社會代價所成就的霸權不僅難以持久，而且埋下了衰落的禍根。
蘇聯從崛起到衰落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現代化本質上是社會的轉型，如果國家發展的目標背離或遮蔽了社會發展的目標，那么國家的目標就會異化，就會出現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性悖論，乃至形成“強大國家”（即國家機器的強大和國家疆土的擴張）與“落后社會”（即社會轉型的難產和社會發展的停滯）的不對稱格局。因此，片面的強國主義目標會構成社會轉型的嚴重障礙，使社會現代化的歷史使命難以完成。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他們曾經實現了歷代俄國沙皇都在追求的強國霸業（斯大林將國家的版圖擴展至最大，勃列日涅夫將國家的軍力提升至最高），但是，這個“超級大國”終究一朝解體，回歸其相對落后的歷史本位。如果說，在大國崛起進程中確實需要一種理性的憂患意識，那么，必須摒棄虛幻的大國自負心理，尤其是不能將霸權誤認為先進，不能將局部的、暫時的比較優勢誤認為全面的、根本的優越性，以致喪失改革的動力，偏離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歷史是教訓深刻的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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