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理學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影響至深至遠
中國的文化發展在歷史上出現過很多的思想學說，孔子的儒學，道家的玄學，宋代的理學，王陽明的心學，這些學說不但在它出現的時候深深的影響著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同時對于現在的我們也有非常大的影響。我們的很多思想觀念和風俗習慣，甚至生活方式都與這些學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今天我們來了解一下宋代的理學是什么樣的學說，又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講道德說仁義
理學的架構
理學是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標志，是由北宋五子創建，代表人物為程顥，程頤兄弟和朱熹。宋代分南北兩宋，而兩宋時期文化整體風貌的變化與程朱理學是分不開的。兩宋理學不僅將綱常倫理確立為萬事萬物之所當然和所以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天理”，而且還高調強調人們對“天理”的自覺意識。就是讓人們認識“天理”，了解“天理”是講的什么道理（即綱常倫理），同時還要讓人們自覺的，發自內心地遵循“天理”，以此來作為行為準則。
為了讓人們找到怎么自覺遵守“天理”的方法，朱熹精心改造了漢代儒士編纂的《大學》，突出了“正心，誠意”地自我養成方式，這個方式就是我們現在常說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大學》中是這樣描述這種自我養成方式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從”格物“到”致知“，實質上是將外在的行為規范轉化成內在的主動欲求，就是要讓人養成習慣之后完全的被這種規范所折服，從而心中產生一定要這樣做的渴求，這也可以看作是倫理學上的”自律“，有了這樣的自律，才會正心，從而完成修身乃至齊家，治國，明德于天下的功業。
知禮儀，懂孝悌
理學的特點
自宋代以后，理學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遠且特點鮮明。由于理學家將“天理”和“人欲”（情感欲求）對立起來，進而用綱常倫理來遏制人欲，帶有自我色彩，個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了強大的約束。
理學專求“內圣”的處世路線以及“崇尚禮儀不尚權謀”的思想趨向，則把傳統儒學的先義后利發展成為片面地重義輕利觀念。但與此同時，理學強調通過道德自覺達到理想人格的建樹，這很大程度地強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張載莊嚴宣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顧炎武在明清改朝換代之際發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慷慨呼號：文天祥，東林黨人在異族強權或腐敗政治勢力面前，正氣浩然，風骨錚錚，都是侵染了理學重節氣和德操的精神價值和道德理想。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理學對文人士子的影響
與理學注重知性反省和造微于心性的趨向相一致，宋朝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現出了精致和內趨的性格。大家熟知的宋詞本是起源于市井的歌謠，而因為文人的介入變得日漸高雅。與含義闊大，形象眾生的詩不同，詞小而狹，巧而新，更側重于音律和語言的契合，意境搖曳空靈，走的是幽約怨悱的路線，寄托縹緲且惆悵，極為細膩，極為精致。
兩宋士大夫文化的其他領域，也都表現出與宋詞，宋畫相通的性格。兩宋古文舒徐和緩，陰柔澄定；宋詩“如紗如葛”，“思慮深沉”；飲茶“品第之勝，烹點之妙，”也具備非常高雅的意境。文人玩賞的瓷器脫略繁麗，重意境，服飾也“惟務潔凈”，以簡樸清秀為雅。
清秀雅致
受到理學的影響我們現代人的道德倫理觀念和各種社會生活活動的品味都趨向于內省，精致，和雅致。這似乎已經成為現今社會被普遍認同的一種狹義的文化標準，事實上中國的文化是多元的，且具備很強的包容性的，在國家復興之路上大刀闊斧地向前邁進的同時，我們應該更深刻的了解我們中國的文化，立德，立言，立功，繼承那些優良的傳統和民族精神，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為社會進步履行使命，為家庭和諧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