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前工信部部長苗圩在人大會議上發言，稱中國仍然處在世界制造的第三梯隊，他的話引發不少討論。有的說苗部長是自黑，也有說是他是工業戰忽局，當然也有人認為苗部長的說法還是實事求是的。

中國制造大而不強，全而不強，有些強還有很多不強，這應該是事實。以我們熟悉的摩托車制造業來說，說它是第三流應該是穩穩的，說它是第二流有爭議，說它是第一流實在說不出口。

舉兩個小例子：

——去年下半年，國內很多摩托車廠的出口不錯，細問原因，是印度受疫情影響交不了貨，讓中國的產品有了更多的機會，這真是：三哥面前尚低眉，遑論追趕日本人。

——轉過年來，本田有兩款中排產品宣布要在中國上市，只發了幾張圖，全國各地的經銷商你爭我奪，要爭取honda wing的開店權，比著租大門臉，上精裝修，投！投！！投！！！這正是：開店不賣大本田，做遍摩托亦枉然。

中國摩托車制造業發展了幾十年，和歐美日強國的差距是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能不能出個華為？誰有可能成為摩托車的華為？要追上先進需要什么條件和環境？或者說我們還有沒有必要在這個領域奮起直追？

問題很多，頭緒也很多，隨便聊聊，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歡迎交流。如果話語中無意得罪了業內的衣食父母充值大哥，擔待則個。

現在不是流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句話嗎，咱就奔初心而來，問個根本的問題，中國要不要制造摩托車？

最近在整理中國摩托車制造史，發現中國造摩托有兩次發端：一次是1950年，抗美援朝初期，因為部隊需要，北京第六汽車制配廠在廠長程華明的帶領下，二話不說，什么調研、考察都免了，直接開干，后來的成果就是“井岡山”。第二次就在改革開放初期，查閱歷史時，有件事讓我不好理解，當時嘉陵曾經和前南斯拉夫談過引進摩托車制造技術。前南斯拉夫有過摩托車品牌嗎？今天的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馬其頓、黑山這些國家還有摩托車工廠嗎？

（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迎接中國疫苗）

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都無所謂，關鍵只有一個，就是當年的創業者都認為中國應該并且可以造摩托車，不管當時具備的條件有多差。

對中國人來說，造摩托車好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個還要問嗎？

前兩年去了一次泰國，參訪過一家摩托車經銷商。聽完他們的介紹，然后我大概測算了一下，買一輛進口的日本摩托車，在泰國比在中國便宜，便宜不少；但是買同一品牌的摩托車，也就是如果我們買的是在中國的日系合資廠的產品，不論按車的價格算，還是按購買所需的平均月收入來衡量，泰國老百姓要花更多的錢。

像泰國這樣的國家，是放棄獨立自主地制造摩托車了，至于汽車、高鐵、大飛機就想都不想了，根本就不準備比劃了，但是中國要做。不論是1950年的中國，還是1978年的中國，還是2021年的中國。這幾年，以“工業化”為維度重新書寫中國近現代史的學風很甚，從洋務運動到所謂民國黃金十年，從新中國的“156個項目”，到大躍進到三線建設，再到改革開放，中國歷史除了“革命”、“解放”，還隱伏著一條推進工業化的邏輯。我黨和國民黨在這個邏輯框架下，一個堅持工業化，一個安于做買辦，這也是兩黨一個重要的分野。

今天我們回憶最早的摩托車人的創業故事時，就會發現問題其實很簡單，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的人口，而且這幫人要“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什么不做？憑什么不做？做，是天經地義，也就是我們的命！——媽呀，終于扣題了。

今天的中國人在工業化方面有很嚴重的強迫癥，連走珠筆的筆尖上的小珠子都不放過，何況這么大個的摩托車。

當然作為一個問題探討，我們也可以試著想想放棄的可能性。這方面的例子也有，就是相機。

現在全球市場的單反相機總量大概在1500萬臺左右，幾乎全部由日本制造，在相機膠卷時代，中國曾經在消費型（固定鏡頭的廉價相機）領域比劃過，專業型（單反）相機我記得八十年代出過一款，叫海鷗DF-1，賣300多元，但是隨著電子化（主要應用于測光）的進程，中國的相機廠就退出專業型相機的競爭了。再隨著數碼化的進程，我們在相機整個行業都逐漸退出了。現在在智能手機的壓迫下，像尼康這樣神一般存在的相機都在萎縮中，在這樣情況下，中國制造的強迫癥再強，也沒有資本愿意投資了。順便說一下，中國相機的人才和技術都集中在航天和其它非民用領域了，拍月球，拍火星，據報道水平非常高，但這有個特點就是：不計成本，不參與商業競爭。

摩托車的生長軌跡頗似相機，在膠卷時代，也分通路產品和趣味產品（這是豪爵對大中排等特色化產品的稱呼，姑且借用之），到數碼時代亦然，但是從旁生出手機后，相機的通路產品不存在了，摩托車的通路也面臨著電動車的競爭，退出也是高概率的事情。

汽油機的趣味產品一定會存在，就像機械手表一樣，它會深化為工業古董繼續活著，被小規模的制造和收藏，問題來了，第三梯隊的中國摩托車制造前途會怎樣？

解藥在哪里？

今天先聊到這兒，回頭再繼續。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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