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筆談】

作者：黃正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敦煌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占卜是在某些思想（中國古代諸如天命、陰陽、五行等）影響下用種種方法預測未知事物的預測術。印刷術流行之前，能傳下來的占卜書籍非常稀少，因此敦煌占卜文書就成為了解唐五代占卜書籍，以及時人在社會生活中使用占卜術以預測吉兇情況的重要資料。

敦煌占卜文書數量很多，按號計算有300余件，超過了儒家經典，可見在當時社會的流行程度。唐五代時期，一般民眾在思想教化行為規范上遵循儒家經典，在實際生活中則離不開占卜術。這在唐代官方政書中有明確反映。《唐六典·太常寺》說占卜可以在九個方面“決萬民之猶豫”，即“一曰嫁娶，二曰生產，三曰歷注，四曰屋宅，五曰祿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發病，九曰殯葬”。從出生、婚嫁、壽命、喪葬到住宅、仕途、疾病，人生中的大事都離不開占卜。不僅中央太卜署有卜師、卜博士、卜筮生為各機構占卜服務，民間更有形形色色的占者和卜者為百姓占卜服務，于是占卜書就流行開來，殘留下來的占卜文書也就相對比較多了。

敦煌占卜文書涉及的占卜術種類繁多，包括卜法、式法、占候、相書、夢書、宅經、葬書、時日宜忌、祿命、事項占（占病、占婚嫁、占死亡、占走失、逆刺占等）、雜占（占耳鳴面熱、烏鳴占、占怪等）等十幾類，囊括了當時幾乎全部占卜術。這就為我們了解當時的占卜情況提供了豐富史料資源。

敦煌占卜文書中提到的占卜術除易占及一些卜法外，總的說來比較簡單粗糙，但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喪嫁娶歷來是占卜術發揮作用的重要領域。敦煌占婚嫁文書涉及的占卜事項主要是占夫妻是否相合，以及嫁娶的日期吉兇。前者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十二屬相和五行相生克法。例如斯2729背《夫妻相法》即有“夫木女火，六百萬石；夫木女土，兇；夫木女金，病，兇”之類說法。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但在唐代不僅流行于邊陲，也流行于朝廷。《唐會要》記城陽公主要改嫁，“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也是使用了五行相生克法，認為夫火女火是不吉利的。喪葬方面，主要是占葬日與葬地的吉兇，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陰陽五姓、六甲八卦，其中重要的是《陰陽書》。《陰陽書》在唐代十分流行，多達50余卷，曾流傳到日本，但在中國后來卻湮沒不聞，只有敦煌占卜文書保留了一卷，即伯2534《陰陽書卷第十三·葬事》，內容是逐月講葬事的吉兇，以及推算“滅門大禍日”的表格，最后說：“凡葬及殯埋斬草日值滅門日者，妨害深重，不可用；若值大禍日者，被劫盜。日音與姓相克，害深。”其中提到葬埋要避開滅門日和大禍日，還將喪葬與五姓（宮商角徵羽）相聯系，與占陽宅的《宅經》相同。

“時日宜忌”類占卜術，將生活中各項活動的吉兇宜忌都編成手冊或口訣，有的直接寫到類似后代的“黃歷”中，供人選擇。斯2404《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具注歷日》就記有“十二支忌日”：“子日不卜問，丑日不買牛，寅日不祭祀，卯日不穿井，辰日不哭泣，巳日不迎女，午日不蓋屋，未日不服藥，申日不裁衣，酉日不會客，戌日不養犬，亥日不養豬”，涉及挖井、蓋房、裁衣、買牛、養狗、養豬等勞作，卜問、祭祀、吊喪、嫁娶、會客、服藥等活動，包括了經濟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官民遵行，幾成習俗。比如唐太宗朝功臣張公瑾去世，年僅39歲，太宗悲痛，要去哭吊，禮儀官員就勸他：“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但是太宗說：“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衷，安避辰日。”（《舊唐書·張公瑾傳》）。可見“辰日不哭泣”之類宜忌在朝野間十分流行。當然，上述這類宜忌還是粗糙和過于直觀的。比如丑為牛，所以丑日不能買牛；戌為狗，所以戌日不能養狗；亥為豬，所以亥日不能養豬。到后來大概覺得這種聯系太直觀了，便有所改變：丑日改為不冠帶，亥日改為不嫁娶（同時巳日改為不遠行），丑日、亥日不再和牛、豬聯系，忌日涉及的日常生活也擴大到“冠帶”和“遠行”了。

相術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也有重要作用。無論是想知道自己的壽夭吉兇，還是交友任官，找人看相都是很重要的。統計《太平廣記》中各類占卜術的使用情況可以發現，相術最多，排名第一。而且在所搜集的117條相面資料中，相任官仕途的有100條。這當然是由于這些資料的記錄者多是官員，反映著時人想要做官入仕的愿望，同時也因為當時選官是要看相貌的，即所謂“以四事擇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唐六典》），“身”的美丑優劣放在了首位。敦煌伯3589背《相書》有“凡人面如滿月、潤澤，主富貴”；“凡人龍行，三公；虎行者，將帥”之類占辭，其實就是任官取人相貌的標準。史籍中常記載皇帝或宰相說某人“貧相”“命薄”因而不授予官賞，也是建立在此類相術的基礎上。伯2572《相腳足下文》篇，有“足心下有黑子，大貴，三公”的占辭，而節度使張仁愿正是看到安祿山雙腳下都有黑子，才厚待他（《太平廣記》）。當然，所謂安祿山足下有黑子而被張仁愿厚待之事只是傳說，但由此可見占相術在民間的流行。

值得一提的還有《逆刺占》。這是一種預測來人所卜何事及其吉兇的占卜書。此書雖在唐宋書目上有記錄，但因過于粗糙草率，現已不存，幸有敦煌文書才能讓我們知道這種占卜術的概貌。敦煌占卜文書《逆刺占》的占辭有濃厚的地方社會生活特色。例如北敦14636《逆刺占》占辭說“丁位坐者，家有十五人，一人外養”，“戌地坐，家有五人或四人，父身外養”等。一家之中常有人“外養”，且被“外養”者包括家中的“父親”，那么“外養”何指？是敦煌地區特有的習俗嗎？“外養”的地點是否在寺院？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再如，“占人家有酒法”占辭說：“寅時從寅上來……家有酒”；“巳時巳上來……家有酒少”；“申時坤上來……家中酒食，往即得”。這是能占出誰家有酒，去了就能喝上吃上。“巳時兌上來卜者……家有酒藏不出”；“丑時坎上來卜者……家有酒，藏在杖下”。這是能占出所要占卜的對象家中有酒，藏在何處，大概是準備去他家喝酒前的占卜。還有“占主人有酒，不與”的占辭，更是透露了主人有酒不給喝的怨氣。這些占辭或許反映了敦煌當地喝酒比較普及，是研究當時社會生活習俗的絕好資料。

需要指出的是，占卜術沒有科學依據，很多占辭荒誕不經。因此，各朝各代都有對完全迷信占卜術的思想和行為予以質疑乃至批評者，唐代呂才就依據歷史資料對一些占卜術進行了批評。關于《宅經》，他認為把卜宅之文加上“五姓”是荒謬的，天下姓氏那么多，怎么可能都歸到五類姓中呢？關于《祿命書》，呂才批評說：“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并舉出從魯莊公到秦始皇、漢武帝等“祿命不驗”的例子加以證明。關于《葬書》，呂才引用《春秋》《禮記》等經典中實例說明當時殯葬并不擇月日時，更與吉兇無關。他批評說：葬就是藏，“不得預測于將來”，“不可先知于地下”；“安葬吉兇不可信用”。將安葬與年月日時、墓田選擇聯系起來，“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完全是“巫者利其貨賄”（《舊唐書·呂才傳》）。此外還有唐人盧藏用在《析滯論》中系統批評了拘泥于時日吉兇的思想，明確指出：“得失興亡，并關人事；吉兇悔吝，無涉天時……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法審令正，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祀而得福”，將吉兇禍福的最終原因歸結到人事上，是十分難得的。

敦煌占卜文書既是研究唐五代占卜書籍與占卜術的寶貴資料，也是研究當時社會生活實況與思想觀念的寶貴資料，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并對其進行深入研究。

《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05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