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元

2025年7月11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7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中國申報的西夏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的世界遺產增加到60項。西夏陵不是一座單獨的陵墓，而是由9座西夏帝陵、271座陪葬墓、32處防洪遺跡、5.03公頃建筑基址、7000余件出土文物共同組成的考古遺址，遺產保護區近40平方公里。

自1038年至1227年，由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曾在我國西北地區雄極一時。“西夏”是宋人對它的稱呼，西夏人自稱“大白高國”。這一政權雖然未能列入二十四史，仍然在賀蘭山下、黃河之濱留下了獨特的印記，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實證。作為我國現存規模最大、地面遺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園之一，9座西夏帝陵主人的身份是否已經揭曉？陵墓和出土文物又展示了一段怎樣的歷史？

賀蘭山下古冢稠 云是昔時王與侯

在賀蘭山東麓的山前洪積扇地帶，9座帝陵有序排列，東望滾滾黃河，西北依莽莽山巒。盡管在西夏滅亡時遭到嚴重破壞，又經歷了八百余年滄桑，仍然可見其恢宏的氣勢。

西夏立國190年以來，共經歷了10任帝王統治，加上被追封為太祖、太宗的李繼遷和李德明，帝陵應葬有12位帝王。為何僅有9座帝陵？由于王朝末年風雨飄搖、戰亂頻仍，西夏的最后三位皇帝來不及建造帝陵，便遭遇滅國之災。實際上，西夏陵的帝陵數量和《宋史·夏國傳》的記載是吻合的，即太祖李繼遷裕陵、太宗李德明嘉陵、景宗李元昊泰陵、毅宗李諒祚安陵、惠宗李秉常獻陵、崇宗李乾順顯陵、仁宗李仁孝壽陵、桓宗李純佑莊陵、襄宗李安全康陵，但《宋史》并未記載各帝陵的具體位置。據說在明代時，當地人已經不知西夏陵所葬者為何人，在口耳相傳中，殘存的帝陵都是景宗李元昊的“疑冢”。

自20世紀70年代起，學界對西夏陵開展調查和考古發掘，根據中國古代傳統葬儀的左昭右穆制度，對帝陵按排列順序予以編號，其中一號、二號、三號、五號、七號和九號陵位于平原上，四號、六號和八號陵依山而建。目前，僅有七號陵的墓主身份得以確認，根據出土殘碑的西夏文碑額“大白高國護城圣德至懿皇帝壽陵志銘”，確定其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印證了這一排列法。由此推斷，占地規模最為宏大、建筑最精美的三號陵墓主應為西夏開國皇帝景宗李元昊。

從西夏陵的選址，亦可一窺傳統風水堪輿之學對西夏的深厚影響。這里的自然環境得天獨厚，在風水學中被稱為“前有飲馬塘，后有跑馬崗”，地面主要為排水良好的礫石、粗砂，地質結構緊密，經歷多場地震，陵墓仍然安然無恙。西夏陵中的32處防洪遺跡，更是重要的古代防災實物資料。盡管西北地區降雨較少，每年夏季仍然有集中降雨的情況，西夏陵所在位置更是容易遭遇一過性的洪水沖刷，因此在建陵伊始，便設計了專門的防洪措施。在地勢較高的區域，砌有阻擋山洪的防洪墻，地面則根據地形走勢，向下開挖疏導雨水的排洪溝，共同保衛著西夏陵的安全。

西夏陵中的每座帝陵均由三面或四面圍合而成的陵城和月城相連組成，平面布局類似倒“凸”字，外圍建有夯土城墻，內部建有角臺、闕臺、碑亭、獻殿、陵塔等地上建筑，陵城地下建有墓道、墓室，各陵園結構大體相同。明代胡汝礪著《弘治寧夏新志》載：“賀蘭山之東，數冢巍然，即偽夏嘉裕諸陵是也。其制仿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已無一物矣。”“數冢巍然”，所指的正是西夏陵中最為醒目的夯土建筑“陵塔”，用黃土混合礫石，層層夯筑而成，其中最高的有20余米。由于它們的外形略像古埃及的法老陵墓“金字塔”，也有人將西夏陵塔比喻為“東方金字塔”。或許有人會望文生義，想當然地認為，這9座夯土陵塔就是高大的墳墓，墓室肯定藏在土堆的下面。實際上，這些土堆是守衛墓葬的陵塔的殘余部位，與墓葬還有10米左右的距離。陵塔均為實心結構，位于陵城西北隅、墓室正后方，是西夏特有的葬俗。在陵塔剛被建造出來的時候，七層八角，紅墻密檐，脊獸鎮頂，風鈴叮咚，既有皇家的莊嚴，更展現出西夏對佛教的尊崇。如今，陵塔的外部裝飾早已不復存在，僅有內部的夯土堅固如昔，致密的質地令野草都無法在上面扎根。

西夏陵的271座陪葬墓沒有帝陵專有的角臺、闕臺等建筑，規模、形狀、使用的建筑材料也與帝陵有著明顯差距。墓主雖大多身份不明，但可以確認的是，他們或為皇親國戚，或為達官顯貴。目前僅有一座陪葬墓發現了殘存的碑文，能夠證實此墓主人為西夏梁國正獻王嵬名安惠。“嵬名”為皇族姓氏，此人在崇宗李乾順統治時期任太師、尚書令、知樞密院事等要職，并主持整修過西夏都城中興府。

塞外龍吟久已杳 清歌猶憶妙音鳥

雖然在歷史上經歷過大規模盜掘，西夏陵仍然出土了種類多樣的文物，包含石雕、金屬制品、紡織品、陶瓷、琉璃或陶制的建筑構飾件等。這些珍貴的文物，體現出西夏文化對中原文化的深度吸納融合，也證實了西夏對東西方絲綢之路貿易的維系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是帝陵遺址出土的鴟吻。作為我國古建筑屋脊上的重要構件，鴟吻通常位于大殿正脊的兩端，形如龍頭，張口吞脊，也寫作“螭吻”。鴟吻古稱鴟尾，漢武帝時即有記載，稱“海中有魚虯，尾似鴟，激浪即降雨”。古人認為以海中魚形為飾，可以避火，后來宮廷鴟吻演變為龍首魚身造型。鴟吻不僅是吉祥的裝飾，還能起到固定和支撐作用，通常安裝在正脊兩端與向屋檐四角延伸的垂脊的相交之處。西夏帝陵出土的鴟吻中，最大、最完整的一座為綠釉琉璃材質，高152厘米，軀體遍布魚鱗紋，龍頭約占鴟吻總高的一半，瞪眼張口，氣勢威武，有著獨特的粗獷風格。

西夏陵出土的建筑構件中，還有一種陶塑構件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它的上半身為人形，頭戴花冠，雙手合十，身披瓔珞，背上雙翼舒展，下半身為鳥形，長尾高翹，雙爪蜷伏。這一形象就是佛教中的“迦陵頻伽”，意為“妙音鳥”，以鳴聲美妙著稱。盡管迦陵頻伽造型的繪畫、雕塑在中原并不少見，但通常只在寺廟佛殿中做裝飾，西夏卻將它安裝在陵園建筑的屋頂垂脊或戧脊最前端，體現出統治階層對佛教的尊崇。

被譽為寧夏博物館“鎮館之寶”的鎏金銅牛，出土于陪葬墓中，長1.2米、重188千克。銅牛中空，造型屈腿臥地，栩栩如生，體現出高超的冶煉、澆鑄、鎏金等金屬加工工藝。出土時，在它對面還有一件大小相仿的石馬，同樣為臥姿。銅牛頭朝墓室方向，石馬頭朝墓道入口，可能分別代表著維系國家根基的農耕和征戰，令人懷想起西夏強盛時的景象。

千古興亡多少事 黨項豪雄今何處

西夏王朝的建立者屬于黨項族，是我國古代羌族的一支。東漢《說文解字》記載：“羌，西戎牧羊人也。”黨項人又稱“黨項羌”，以畜牧為業。黨項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居住在青海東南部的“黃河九曲”，隋末唐初擴展到今青海、甘肅、四川松潘高原一帶，唐時受吐蕃所迫，北上遷居到今寧夏、陜北、內蒙古西部、甘肅東部等地。

黨項部落首領本姓拓跋氏，唐朝初年，西夏皇族的祖先、黨項首領拓跋赤辭協助吐谷渾與唐軍作戰，不敵而降，被唐太宗封為西戎州都督。唐末黃巢起義時，黨項首領、宥州刺史拓跋思恭率軍協助討伐，因收復長安有功，詔封夏國公，賜姓李，后又“賜夏州號定難軍”，統領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范圍大致包括現在陜北和與之接壤的內蒙古部分地區，“雖未稱國，而自王其土”，為后來西夏立國打下了基礎。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李思忠）相傳勇力過人，在與黃巢作戰時戰死，追贈宥州刺史，他就是西夏太祖李繼遷的高祖父。

自五代至北宋初年，黨項人始終依附中原，首領先后被五代各朝、宋朝封為節度使。宋太宗統治時期，夏州政權歸宋，首領李繼捧被授為定難軍節度使，向宋朝獻出五州之地。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帶領黨項族各部叛宋，自立政權，與遼結盟，被遼朝冊封為夏國王。宋廷為招撫李繼遷，曾對他和李繼捧賜姓趙，李繼遷被賜名“趙保吉”，這也是夏景宗李元昊在北宋史籍里有時被寫作“趙元昊”的緣故。但這一懷柔政策并沒有阻擋李繼遷叛宋的進程，他先后收復五州，在1002年攻下軍事重鎮靈州（今寧夏靈武），改名西平府，在此建造宮室、宗廟。李繼遷死后，其子李德明被遼封為西平王，采取“依遼和宋”政策，麻痹遼、宋，暗中不斷擴張國力、鞏固政權，并將政治中心由西平府遷至懷遠鎮（今寧夏銀川），后來成為西夏國都興慶府。

李德明長子李元昊在1032年即位后，展現了勃勃野心。他不甘臣服于宋，在1038年自立為帝，建國號為“夏”，宋朝稱為西夏。李元昊廢除唐、宋所賜的李姓、趙姓，為皇室改姓“嵬名”，自己改名“曩霄”，對外自稱“兀卒”，意為“青天子”。《宋史》記載：“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以為改吾祖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續資治通鑒》將“兀卒”寫為“烏珠”：“但欲自稱烏珠之號，當國者慮害不深，吝此虛名，遂成實禍。”

李元昊作為開國之主，文治武功頗有建樹。他開疆拓土，大體形成了西夏“東盡黃河，西至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的疆域輪廓，在他統治時期，西夏與宋作戰三年，在家喻戶曉的民間傳說“穆桂英掛帥”里，穆桂英五十三歲再領帥印，出征的對象便是西夏。宋夏戰爭中，宋軍遭遇三次大敗，史稱“鎮戎三敗”，西夏也元氣大傷，民怨沸騰，雙方最終在1044年簽訂“慶歷和議”。宋朝每年賜給西夏銀兩、絲絹、茶葉，西夏向宋稱臣，李元昊接受宋的封號，實際上對內依舊以皇帝自稱。李元昊還全面學習宋朝制度，為西夏訂定官制、軍制、法律，命大臣野利仁榮模仿漢字結構和基本筆畫創制西夏文，定為“國字”，史稱“蕃書”。今天，寧夏賀蘭縣尚有“李王渠”遺址，是李元昊在位時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渠長300余里，引黃河水灌溉寧夏平原，“歲無旱澇之虞”。

李元昊雖有雄才大略的一面，更有暴戾獨斷的一面。因其母族首領衛慕山喜謀反，他將衛慕全族沉于黃河，據說還毒死了自己的母親衛慕氏。李元昊最終自食其果，晚年奪占太子妃沒移氏，廢皇后野利氏為庶人，太子寧令哥為報仇，將李元昊刺傷致死。國相沒藏訛龐以弒君罪名處死寧令哥和其母廢后野利氏，擁立李元昊的幼子李諒祚即位，沒藏訛龐的妹妹沒藏氏成為攝政太后，開啟了一段女主專政的時期。歷數西夏毅宗、惠宗、崇宗三朝，三任太后連續獨攬大權，體現了西夏婦女在政治上較為突出的地位。

經歷數代傳承，西夏先后周旋于宋、遼、金、元之間，既有交戰，亦有修好，最終被為元所滅。因西夏抵抗強烈，元太祖成吉思汗四次親征，最終死于征討西夏途中，在民間傳言中，他為西夏軍的毒箭所殺。諸將遵照元太祖遺命，將西夏末代皇族盡數誅殺。更名為中興府的國都被元軍大肆劫掠，皇宮、陵寢、典籍、史料毀壞殆盡，元朝后來也未為西夏修纂國史，僅在宋、遼、金三史中各有“夏國（西夏）傳”或“西夏外紀”。

不過，西夏雖然滅國，遺民并沒有徹底消亡。黨項人成為元朝的子民后，被歸為“色目人”，一部分仍然居于故地，還有部分黨項人遷移到其他地區。1962年，在河北保定市韓莊鄉發現了明代弘治年間刻有西夏文的陀羅尼幢石碑，這是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晚的西夏文實物，體現出在明代的北直隸仍然有一定規模的黨項人聚居。另外，分布在四川貢嘎山區的木雅藏族保留著和西夏相似的服飾、建筑，語言也和傳統藏語有區別，一些學者認為他們是南遷的黨項人后裔。可以確定的是，黨項人已經徹底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再作為單一的民族存在了。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