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史·輿服制》等為參照

中國是一個禮樂文明發達的國度，服飾在封建社會中是禮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人物身份、地位的標志,“非其人不能服其服”，【1】什么人穿什么服飾歷朝歷代都有著嚴格的法律規定,不能隨便逾越,以使社會貴賤分明、尊卑有序。

可見,服飾不僅僅是一件御寒遮體的客觀物件,還是標明人物身份的外在符號，“貴賤之別,望而知之”【2】,包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

《金瓶梅》是我國第一部以日常生活為敘述中心的家庭小說。

它跳出了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和神魔志怪的圈子,以世情世態和家庭瑣事為題材,第一次將筆觸真正而全面地指向“人”的世界,全面描寫人情人欲,全面反映世俗人生,從而在小說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格局。

夏志清先生在《金瓶梅的世界》中說:

“就題材而論，《金瓶梅》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它已跳出歷史和傳奇的圈子,處理一個屬于它自己的創造世界,人物無論男女都生活在真的中產階級環境，它那種耐心描寫中國家庭中日常瑣事，實在是一種革命性的改進。”

這種革命性的改進,就指的是作者能夠“寄意于時俗”(《詞話》本欣欣子《序》),將社會上各類風俗人情、官場、宗教和城市淫樂場所的活動以及禮儀服飾、飲食起居等生活層面的內容所折射出的社會意義通過家庭里面的小人物得以集中反映。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家庭小說，《金瓶梅》特別注重生活細節,尤其是主人公的服飾描寫尤為逼真和精致。

據不完全統計，書中有關女性形容飾描寫的有上百次之多,其中吳月娘有15次,潘金蓮有38次,李瓶兒有18次，孟玉樓有10次,春梅有10次。

其他如王六兒、如意兒、林太太等也都不下五六次。可見形容服飾描寫已經成為《金瓶梅》刻畫人物、表現思想的一種藝術自覺。

這些服飾描寫,或同中見異,或異中見同,既有西門慶家眷妻妾豪富奢華的共性,又有妻妾之間各自身份和情趣不同的差異。

在具體描寫上,《金瓶梅》擺脫了以往傳統小說對人物夸飾虛排的描寫特點，而以工細寫實見長。

比如第14回對過生日的潘金蓮的服飾描寫:

只見潘金蓮上穿丁香色潞綢雁銜蘆花對襟襖兒,白綾豎領,妝花眉子,溜金蜂趕菊紐扣兒。

下著一尺寬海馬潮云,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大紅般子白綾高底鞋,妝花膝褲,青寶石墜子、珠子。……看見金蓮艷抹濃妝,鬢嘴邊撇著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

潘金蓮祆的顏色、樣式、質料、紋樣,裙子的紋樣、鞋子的樣式、顏色、高低以及其它的飾物都交待的清清楚楚,從顏色衣著上對讀者進行心理渲染,使人如見其人，如睹其面。

這樣細膩逼真的服飾描寫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占據著很多的篇幅。

特別是西門慶家的妻妾奴婢,各人都有著不同的穿著模式,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試以《明史·輿服制》等文獻為參照考察西門慶一家的服飾穿戴,不僅可以透視西門慶家生活的奢侈浮華，而且還可以通過這個暴發的商人之家對明代法律的無視和逾越,管窺當時社會涌動的一些新的時代信息。

據《明史·輿服制》所載,朝廷對于普通百姓以及百姓之妻服飾的規定為:

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帶巾改四方平定巾,雜色盤領,衣不許用黃;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繡絲綾羅,止許細絹素妙,其不經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首飾,釵鐲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

六年,令庶人巾環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頂珠,止許本品香木。

洪武三年定制:士庶妻,首飾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絲、綾羅、綢絹。

五年,另民問婦人禮服惟紫,不用金繡,袍衫止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鴨青、黃色、帶用藍絹布。

由此可知，一般士庶之人及其妻的服飾在類型、色彩及質料上是有所限制的。

西門慶在還沒有做理刑副千戶之前,沒有任何官職，只是一介草民，但他的妻妾卻爭奇斗艷、服飾華美。

第14回潘金蓮過生日時穿了明律禁用的大紅色。

第15回吳月娘帶領眾妾到李瓶兒獅子街樓上觀賞燈市風景,她們“都穿著妝花錦繡衣服”。

吳月娘穿著大紅妝花通袖襖兒,嬌綠緞裙,紹鼠皮襖。

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

妻妾們花紅柳綠,燦若仙子,以至于樓下的浮浪子弟恍然以為是哪個公侯府里出來的美妻艷妾。

西門慶的社會地位，當時純述庶民階層,但他妻妾的裝束和有身份的公侯妻妾類似,這顯然公開觸犯了明代法律。

在封建社會,官員之妻、之母享有和丈夫、兒子相匹配的品級,她們的官服稱為“冠服”。一般由真紅大袖衫、深青色褙子、彩繡霞披、珠玉金風冠、金繡花紋履等組成。

在服飾顏色上《明史·輿服制》規定:“自一品至五品,衣色隨夫用紫。六品、七品,衣色隨夫用緋。”

在質地上規定:“一品至五品,絲綾羅;六品至九品,綾羅綢絹。霞披、褙字皆深青緞。”

而佩戴的首飾也有區別:一、二品命婦為“金玉珠翠”,三、四品命婦為“金珠翠”,五品命婦為“金翠”,六、七、八品命婦為“金銀鍍間珠”。

西門慶由一介平民驟升為山東理刑副千戶,是在第30回以后。且不說眾妻妾服飾的顏色和質地早在他做官以前就逾越了法律,在第41回春梅向西門慶討衣服時,西門慶說“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

可見在西門慶家,連受寵的丫頭春梅的佩戴都超過了三、四品命婦。

在第43回吳月娘與喬太太會親時:“腰束金鑲寶石鬧妝。”鬧妝,是以眾寶雜綴而成的帶飾,始見于唐，宋代被作為朝廷賜物來佩用。

吳月娘的鬧妝顯然超出了五品命婦的級別。

《明史·輿服制》規定:

“(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景泰四年今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正德)十三年……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蟬,四品麒麟。”

在第40回西門慶給眾妻妾裁衣時，裁了“獸朝麒麟補子緞袍兒”及“麒麟補子襖兒“給吳月娘，第43回因結親會見喬太太時，吳月娘身穿“大紅五彩遍地錦百獸朝麒麟緞子通袖袍兒”,這種麒麟紋樣，乃明代官宦中業高的公侯及駙馬才有權穿的,最低也是四品官。

西門慶僅為五品官,但其妻卻越禮逾制，身穿麒麟補子緞襖。

《明史 · 輿服制》對文武官員冠帽上的帶有明確規定:

“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視事以鳥紗帽,團領衫束帶為公服,其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四品素金、五品銀及花、六品七品素銀、八品九品烏角。”

西門慶因為送蔡京重禮得了山東理刑副千戶的官職后，一面使人做官服，一面“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指寬,玲瓏云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

據《明史·職官》規定:

明初……又改置各衛親軍指揮使司,投指揮使,正三品,同指揮史；從三品副使,正四品,經歷,正七品,知事,從八品,照磨,正九品,千戶所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鎮撫,百戶,正六品。

按照法律規定理刑副千戶是五品官,五品官帽子上的帶應為銀及花,但他卻戴上了二品官才能佩戴的花犀,公然地置明代法律于不顧。

飛魚,是明代高級官員公服的一種,類似蟒龍補子紋樣。飛魚又名文鰩魚，據《太平御覽》引《林邑國記》所載,飛魚是一種具有神奇功能的魚。

明代服制規定,飛魚與蟒、斗牛衣一樣,均為賜服,如正德十三年“賜群際大紅貯絲羅紗各一，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六七品虎彪。“

規定一般官民作得穿用運頭紋樣。(《明史·輿服志服制三》）但在第71回何太監送四門慶一件飛魚綠絨警衣，他回家后堂而皇之地穿了起來，“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著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牙舞爪,頭角崢嶸,揚須鼓髭,金碧掩映,盤在身上，唬了一跳。”

接著極口夸獎:“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何愁玉帶蟒衣?何況飛魚,越過界兒去了!"

西門慶敢穿飛魚蟒衣,不把皇帝放在眼里，連一向拍馬逢迎的應伯爵都被嚇住了。

明末之后,社會風氣大變,服飾僭越情況越演越烈。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對明末服飾僭越的風氣做過描述:

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襲用袍帶,固天下通弊,京師則極異矣。

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輿,揭簾露面,與閣部公卿,交錯于康逵。

前驅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詰責。真天地間大災孽![3]

原本區分身份地位的服飾現在連出身低賤的女性出門都肆意僭越，路人非但不以為奇,反而熟視無睹置若罔聞。

原本為命婦禮服的大紅,到了明末,卻演變為“擔石之家,非繡衣大紅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紅裹衣不華。”【4】

面對社會暗涌的這種越禮逾制的巨變,沈德符不能理解,驚呼為“真天地間大災孽”!

西門慶集暴發的商人、惡霸、官僚為一身,家中妻妾成群,奴仆蟻集,擁有五個店鋪近十萬巨資,所以,他及他的親眷最有經濟條件迎合和反映明代奢靡淫逸的社會風氣,越禮逾制的美欲追求也最容易在他們家得以反映。

明代中期以后,中國已步入封建社會的末期。維系千年的封建體制已經趨向沒落,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出現,新的生產關系帶來了意識形態的變革,它首先在智學領域向傳統理學提出抗議。

王艮認為“百姓日用即道”【5】，強調百姓日用的合理性。他是泰州學派的創始人,其學說具有很強的平民性。他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條理處。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為失”【6】。

肯定個人價值,否定程朱理學的“天理”之“道”。

李贄的哲學思想集中反映了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人們的思想變化,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色彩,標志著古代儒家文化的斷裂和近代意識的覺醒。

他反對程朱理學。朱熹說:“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7】。李贄與之對立,指出“人倫物理"不在圣人的經典著作中,而在人的"穿衣吃飯”中: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8】。

“人欲即天理”,“好貨”、“好色”是“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即人欲。他直截了當地說:“以身為市者,自當有為之貨,固不得以圣人而為市井病”【9】。

他認為人欲是正當的,人的自然欲望、物質欲望是人生的目的:

“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10】

李贄主張的“好貨”,就是興工商以圖利,追求物質財富;主張的“好色”,就是肯定情欲的價值,贊成情愛的自由解放。

在宋明理學看來,個人的價值,個人的尊嚴,個人的幸福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有安置在某一秩序中才有意義。而李贄認為人的世俗日常生活、人的感性歡樂和感性欲求本身就是人的道德生活。

李贄肯定個人的生存權力和價值,其本質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11】。

湯顯祖步其踵武,拉出了“至情說”的大旗,塑造了一個為情而生為情而死的杜麗娘形象以與道學的禁欲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抗爭。

他在《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中說:

“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豈非以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樂也哉”【12】。

馮夢龍更是一個“情圣”。他說:“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

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情的產物,為此他寫了大量的作品去頌揚人之真情,目的是“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序山歌》)

這些進步思潮,匯成一股反對程朱理學的滾滾洪流,閃爍著人性本真的光輝。

他們肯定人的本能欲望,代表了新興市民的要求,具有思想解放的積極意義。

《金瓶梅》表面上寫的是宋代,實際上寫的是明末。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受思想界人性思潮的影響,從明朝中期開始社會上從鄉村到城市,就普遍存在著追華逐麗、貪圖享樂、競相比富的奢靡之風。

“代變風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13】。

當時的地方縣志記載:

“由嘉靖中葉以抵于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其流至于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泊泊侵淫,靡焉勿振”【14】

“邇來竟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飲食器用及婚喪游宴,盡改舊意……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態異,而重俠少年,聚黨招呼,動以百數,椎擊健訟,武斷雄行。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于市宦”【15】。

鄆城,是距清河縣不遠的一個偏僻的小縣城,風氣變化人欲追求尚且如此,社會的上層或繁華的城市,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城市風尚的演變，始作俑者往往是作為城市居民上層的富家大戶講究奢華。在晚明,就是豪門貴室,導奢導淫’。住所必由繡戶雕棟、花石園林;宴飲一席之間,水陸珍饈數十品;服飾一擲千金、視若尋常;日用至不惜以金銀作溺器”【16】。

普列漢諾夫在《沒有地址的信》中說過“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它的時代的表現,它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是由這個時代的趣味、習慣、憧憬決定的。"

《金瓶梅》是時代的產物，中晚明時期以西門慶一家為代表的新興市民越禮逾制的美欲追求及世風之變，恰好是思想界啟蒙運動以及這種啟蒙運動導致的人欲橫流的負面影響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映。

明代中期以后在思想界興起的啟蒙思想和越禮逾制的社會思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波及到整個社會，受封建禮教約束稍微松弛的商人家庭容易有條件領時代之先,她們在服飾上突破了“皆有定制”的封建規范,追求生活的奢侈綺靡，在道德上也容易出現與時尚相一致的新變。

西門慶作為一個集人、官僚和地痞流氓于一身的“混血兒”,除了經商賺錢、放債獲利,為官受賄方式賺錢之外,還娶了孟玉樓和李瓶兒兩個富孀,給他帶來一大筆錢財,使他的財富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

他不僅花巨資增設了花園豪宅，而且竟奢比侈、揮金如土、互尚荒淫。

他對女人世界的占有、對男性權力世界的攫取主要是靠衣物服飾或金錢禮品來進行交易的。

不僅是西門慶的妻妾奴婢,其他跟西門慶有染的女人們的服飾也多價格昂貴、質料非凡,她們一方面是想展示西門慶的財富、爭美固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奢華淫逸之風已經彌漫了整個社會,“情欲是人強烈追求自己對象的本質力量”【17】，

西門慶更是為了炫耀自己無所和在的超常能力及志得意滿的成功因子,用其咄咄逼人、噴涌而出的人欲追求向傳統的儒家禮教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和顛覆。

自《金瓶梅》問世以來,認為此書有深刻寓意的,歷代都不乏其人。

弄珠客《序》曰:“作者亦自有意”。

廿公《跋》謂之:“蓋有所刺也。"

崇禎本的評注者一再規勸讀者對這部寓意豐富的奇書“莫作閑話”看待,最權威的評點家張竹坡不厭其煩地提醒人們不要被此書的表面文字“瞞過”。

紫髯狂客在《豆棚閑話》的卷末總評中也說,像《金瓶梅》這類書,要從“夾縫”中體會其高妙。

這些都說明《金瓶梅》的確有著深刻的寓意所指。

榮格認為:偉大的藝術家通過原型創造可以使讀者“把他正在尋求表達的思想從偶然和短暫提到永恒的王國之中，他把個人的命運納入人類的命運，并在我們身上喚起那些時時激勵著人類危險、熬過漫漫之夜的親切的力量”【18】。

《金瓶梅)不僅是一部奇書，更是一部偉大的時代寓言。書中描寫的西門慶之家無疑是嘉靖、隆慶、萬歷三個朝代的社會歷史真面貌。

它由西門慶的一家而波及到了“天下國家”,從而反映了整個時代的風尚和社會的流變。

他們通過服飾上越禮逾制的人欲追求,體現著社會上新興的市民階層、新的價值觀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沖擊和否定,為腐朽的封建統治秩序敲響了喪鐘,并加速了封建末世的潰敗和滅亡,為一個符合人性的嶄新時代的到來劃過一絲精神的霓裳艷影。

注釋:

[1]《后漢書》卷 29.《輿服上》。

[2] [清] 葉夢珠《閱世編》卷8.《冠服》,第175頁。

[3]《萬歷野獲編》卷五.《動成》第147頁。

[4] 《閱世編》卷八.冠服》,第180頁。

[5] 王艮《心齋王先生全集》.《語錄》。

[6] 王艮《心齋王先生遺集》卷一.《語錄》。

[7]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二.中華書局 1986年版。

[8] [明]李贄《焚書》卷一.《答鄧石陽》。

[9]《焚書》卷二.《論交難》。

[10] [明]李贄《焚書》卷一.《答鄧明府》。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443 頁。

[12] 徐朔方校點《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13] [明]張瀚《松窗夢語》。

[14] 《博平縣志》。

[15] 《鄆城縣志》卷七.《風俗》。

[16]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期。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日年版。

[18] 《論分析心理學與詩的關系》. 載葉舒憲編《神話——原型批評》.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87年版,第101-102頁。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從明清到現代家族小說流變研究》科研成果之一,項目批號為07JD751001)

文章作者單位：山東英才學院、天津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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