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語言詞匯系統的構成部分，許多融合了人類早期地名的詞匯，不僅是地名在歷史長河中留下的腳注，也是探究詞匯命名理據及物種出處來源的密碼。

一、地名與植物名稱

我國的詞匯系統中有大量以“地名+植物名”構成新植物名詞的現象。這些名稱在得名之初，僅為某一特定地理區域內的產物，但是后來由于廣泛傳播，在其他地域也極為常見。其中蘊含的地名詞具有指稱地域生產的作用。

“胡”為我國古代北方或西域少數民族的統稱，后亦用來泛指外國及外族。我國古代以“胡”命名的植物有胡瓜（黃瓜）、胡桃（核桃）、胡荽（香菜）、胡麻（芝麻）、胡蘿卜、胡菜（油菜）、胡豆（蠶豆）、胡芹、胡蒜、胡葵、胡枝子等。“胡”皆為表示這些植物名稱原產地的地名。與“胡”的用法具有一致性的還有“番”，如：番紅花（藏紅花），據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六》記載：“番紅花，出西番回回地及天方國。”又如：番木鱉，屬于馬錢科馬錢屬，其名據黃普華主編的《植物名稱研究專集》介紹：“源于其種子圓板狀有皺紋像鱉故得名‘木鱉’，又因其產于國外，我國稱外國為番，從國外引種的植物前面都加上一個‘番’字，如番荔枝、番茄等。因此馬錢在我國就稱為‘番木鱉’。原產于亞洲南部熱帶地區，為印度半島常見的種類。”以“番”冠首命名的系列詞匯，除了在《植物名稱研究專集》一書中收錄的番木鱉、番婁子、番蓮、番降，還有：原產熱帶美洲的番椒（辣椒）、番薯（番芋，即紅薯）、番荔枝（釋迦），原產南美洲的番茄、番木瓜（木瓜）、番瓜（南瓜）、番婁子（菠蘿的外皮）等。以“西”“洋（羊）”“西洋”命名的詞匯系列也指引進國外，如：以“西”冠首的：西瓜、西葫蘆（美國南瓜）、西藍花等。以“洋（羊）”冠首的：洋白菜、洋地黃、洋蘭、洋茹、洋繡球、洋香瓜、洋商陸、洋蔥、洋玉蘭、洋芋（馬鈴薯）、羊桃（楊桃）等。以“西洋”冠首的：西洋參等。

這些表示來源于外國外族的植物名稱，其構成成分“胡、番、西、洋”等單音節語素已作為凝固性的語言成分保留在了這些詞語的內在結構之中，有的其帶有地域成分的番椒、胡瓜、胡荽、胡麻、胡桃等因歷史因素或群眾偏好等原因使得辣椒、黃瓜、香菜、核桃等同一植物名稱的異名流傳甚廣，而使得先前之名僅保存在我國歷史文獻或現今部分區域之中。因歷史原因造成的植物名稱更換的事例有如：據史書記載，胡瓜為漢朝張騫出使西域時帶回來的物種，胡瓜改名為黃瓜始于后趙。后趙王朝的建立者石勒為羯族人，他登基后對國人稱呼羯族人為胡人大為憤怒，對于這一歷史事件，明朱國禎的《涌幢小品》有記載：“晉永嘉后，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于襄國，諱胡尤峻。因改（胡瓜）為黃瓜，胡荽為元荽，胡麻為芝麻，胡桃為核桃。”胡瓜、胡荽、胡麻、胡桃等遠遠不如現今全國通用的名稱黃瓜、香菜、芝麻、核桃等為群眾熟知。

在植物類名稱中除了“胡”“番”“西”“洋（羊）”“西洋”等可表示物產的生產地域外，周振鶴、游汝杰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提到：“國內某地的特產有時則以某地的簡稱開頭。”這類物產的名稱多見于我國植物類中藥材名稱。《本草綱目?卷三十五》巴豆：“[釋名]巴菽、剛子、老陽子，[時珍曰]此物出巴蜀，而形如菽豆，故以名之。”巴豆，及其異名巴菽、巴椒、巴尗、巴戟皆因產自古巴蜀地區（今四川省、重慶市、黔北、鄂西等地）得名。同類的還有出自古蜀地域（今四川成都地區）的蜀椒、蜀葵等。又《植物名實圖考?卷二十三》中收錄的滇土瓜：“土瓜生于滇黔山中。”如此因生產地域為云南地區的還有滇紫參、滇連、滇白前、滇白芷、滇厚樸、滇鉤吻、滇藁本及云蓮、云珀、云竹黃等。在我國可見大量以“川”為首字的中藥名，如川牛膝、川穹、川烏、川楝子、川連、川參、川斷續、川羌活等，其出產地皆為或主要為四川。

以上“地名+植物名稱”的詞匯結構皆為地名在人類日常生活的嵌入，是地名與植物名稱凝固而成的名詞形式。地名是人類詞匯系統中的專名，也是構成其他名詞詞匯小類的元素。地名指稱地域的功能，同時也映射到了植物原始產地之上。

這類以“地名+植物名稱”或直接以地域名稱指稱植物的現象，從符號學的角度上來講，實則是用已有的地域名稱、植物通名等符號的能指形式來命名代表某全新植物類別的所指內容。這樣的命名方式，既符合減少語言符號使用的經濟原則，同時也使得地域與植物不僅建立了符號學上的能指、所指聯系，其命名理據、地域來源也從符號字面上有根可尋、為人知曉。

利用地名與地域特產之間的聯系來稱說命名植物的現象表明：古人不僅知曉地名的指稱作用，對地名的構詞和明示地物出產等功能更是心領神會。早期以表示地域的“胡”“番”“西”等字入植物名稱或是西方國家直接以地名命名表示植物等，使地名在具有指稱功能的同時，也兼具了語言學、植物學和符號學上的重大意義。

二、地名與品牌

地名除了可作為構詞元素用以構成新的語言符號之外，在現今社會中，地名的指稱作用更是映射到了品牌文化之中。地名在品牌領域內的使用，是地名功能在語言學、符號學、品牌學上的擴展和延伸。

李玉萍在其《芻議品牌與品牌文化》一文中說道：“所謂品牌，是指用來識別一個（或一群）賣主貨物或勞務的名稱、名詞、符號、象征、設計或其組合，其用途在于和其他競爭者相區別，品牌是一個復合概念，它由品牌名稱和品牌標志兩部分構成。”品牌名稱，指品牌中能用言語進行稱說的部分，是形成品牌文化的關鍵內核，也是關系著品牌發展和前途的至關要素。一個成功的品牌名稱往往擁有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知名度，能在消費者消費時第一時間被記起，地名是語言系統中的既定元素，與其他品牌符號相比，以地域名稱命名品牌，良好地運用了地名本身具有的歷史底蘊、形成了良好的地域信賴，大大縮短了消費者的品牌認知過程，促進了消費者從對地域認知的基礎上完成到對產品的認知、接受等的過渡過程。因此，地名不僅具有地名學、植物學上的構詞、指稱功能，更具有品牌學上的重大價值。

以地名作為品牌名稱的使用情況可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為借地名本身具有的美好地域特征寄寓于品牌的功能、服務之上，給消費者帶去一種美好愉悅的情感體驗，以此促進消費者情感認知、認同的形成。這類的品牌具有暗示產品質量和效用的功能，如：我國國內知名的乳制品品牌蒙牛，其品牌名稱將內蒙古的簡稱“蒙”融入其中，讓人不免產生有“風吹草低見牛羊”及其綠色品質的即視感；再如酒店業的著名品牌“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市原名為中甸縣，2007年更名為香格里拉，藏語意為“心中的日月”。其得名源自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筆下的人間仙境“shangri-la”。“shangri-la”使得香格里拉品牌蘊生了關于世外桃源的無限神秘遐想……這類的以地名命名的品牌名稱，有效地利用了地名具有的地域特征，給消費者帶去了美好的情感體驗與心理聯想，以此達到向消費者進行推銷的目的。

另一種以地名命名的品牌名稱是：地名為品牌誕生地，后在品牌歷史積淀的基礎上發展壯大，逐漸形成優勝于同質產品的知名度、美譽度、信任度、忠誠度，從而大大增加了地域品牌的附加價值。這類的品牌名稱在我國的煙酒產品中大量可見。在香煙的品牌中有：中華、紅塔山、玉溪、南京、金上海、大前門、白沙、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香格里拉、黃鶴樓、新石家莊、長白山、黃果樹、黃山、石獅、皖煙、云煙、貴煙等;在酒類品牌中有茅臺、瀘州老窖、長城、青島、杏花村、蘇酒、皖酒、京酒、雙溝大曲等。這些最初以出產地命名的品牌，往往具有很長時間的品牌發展史，從而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品牌文化與內涵，具有良好的社會口碑。

不管是哪種類型的品牌名稱，以地名命名的品牌，地域文化是其品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詮釋品牌文化的核心部分。以地名作為品牌的符號元素，不僅向消費者傳遞了出產地或其地域美好特征的能指內容，更向消費者表明了其所代表的產品服務的符號所指。

三、地名與農產品地理標志

農產品地理標志，是新時期農產品與地名結合的產物，是地名在廣義品牌學上的運用，它是具有突出產品來源和特點的地域品牌。

2002年12月，我國修改的《農業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符合規定產地及生產規范的農產品可以依靠有關法律或行政法規的規定申請農產品地理標志。”2007年12月農業部發布的《農產品地理標志管理辦法》第一章總則明確指出：“農產品地理標志，是指表示農產品來源于特定地域，產品品質和相關特征主要取決于自然生態環境和歷史人文因素，并以地域名稱冠名的特有農產品標志。”

截至2016年9月我國為農業部登記保護并在《中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網》上公告公示的農產品地理標志共計1969例，其命名方式皆為“地名+農產品”，如出自山西省的古縣核桃、吉縣蘋果、隆化小米、沁州南瓜子，出自湖北省的潛江龍蝦、武穴雙低油菜、鄖陽桑蠶繭、荊州大白刁、鐘祥香菇，出自四川省的甘孜青稞、空山馬鈴薯、丹棱柑橙、黑竹溝藤椒等。

盡管農產品地理標志的工作近年來才開始申請評定，但我國地域廣闊、物產豐富，優厚的農業資源早就孕育了一大批具有悠久歷史的地域作物和傳統工藝，如福州茉莉花茶、西湖龍井茶、淖毛湖哈密瓜、和田駿棗、金華火腿、龍口粉絲等在國內早就廣為知曉。

以地名對我國具有品牌意義的地域農產品進行命名，不僅有利于小型、分散的地域產業的集群化，更有利于發揮地域產品的獨特優勢，使其在地域品牌的基礎上，有效傳播產品信息,樹立消費者信心。

與直接以地名命名品牌、地名即品牌不同的是，農產品地理品牌標志由地名和農產品名稱兩部分構成，并且二者的結合程度較為松散。地名作為農產品地理標志的命名要素之一，主要借助了地名指稱特定地域范圍的功能和地名蘊含特定地域特征、人文歷史內涵等力量，以此來形成地理標志在同類產品中的區別度，進而表現出其獨特、優越與可靠。

從農產品地理標志的得名字面上來看，“地名+農產品”的構成要素中往往包含農產品獨特的感官特征，如山西省的芮城屯屯棗，因棗形狀似農村的貯糧屯得名。河北省的豐南胭脂稻，因其色微紅似胭脂得名。陜西省的隴西白條黨參，因黨參為白色且呈條狀得名。安徽省的黃里笆斗杏，因形狀似竹織盛器笆斗得名。內蒙古的風水梁獺兔，原產法國，為皮用型兔種，因其皮毛酷似水獺，故名。貴州省的赫章黑馬羊，因其為長得像馬的羊故名。青海省的互助八眉豬，因其額頭有縱行“八”字皺紋，故名八眉豬。山東省的張莊牛心柿，因果形似牛心狀。山東省的壽光羊角黃辣椒，因其形狀似羊角得名。類似的還有：遼寧省的撫順單片黑木耳、黑山褐殼雞蛋，青海省的樂都紫皮大蒜等；云南省的石林甜柿、四川省的越西甜櫻桃、黑龍江省的阿城黏玉米、遼寧省的岫巖滑子蘑等，其命名用字皆含感官特征的描寫。除了以上涉及的外在感官特征或內在口感外，農產品地理標志名稱中更蘊含著豐富的地名信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各級行政區域地名與一般區域性地名。

農產品地理品牌標志涉及的地名包含省、市、區、縣、鄉鎮、村各級行政區域地名，如：

包含省級行政區域地名的有寧夏大米、四川泡菜、海南雪茄煙葉。這類以省級名稱命名的農產品地理標志最為少見，僅見以上3例。

包含市區級行政區域地名的有驛城石榴（山東省棗莊市驛城區）、福山大櫻桃（山東省煙臺市福山區）、日照大竹蟶（山東省日照市）、日照西施舌、日照金烏賊、東港梭子蟹（遼寧省東港市）、福州橄欖（福建省福州市）、畢節可樂豬（貴州省畢節市）、欽州黃瓜皮（廣西省欽州市）等。

包含縣級行政區域地名的有靈丘蕎麥（山西省靈丘縣）、大寧西瓜（山西省大寧縣）、孟津葡萄（河南省孟津縣）、瓜州蜜瓜（甘肅省瓜州縣）、裕民無刺紅花（新疆自治區裕民縣）、曲周小米（河北省曲周縣）、東阿黑毛驢

（山東省東阿縣）、順昌海鮮菇（福建省順昌縣）等。

包含鄉鎮級行政區域地名的有：新村銀杏（山東省郯城縣新村鄉）、坂里龍柚（福建省漳州市長泰縣坂里鄉）、洪井三皇小米（山西省黎城縣洪井鄉）、萬昌大米（吉林省吉林市永吉縣萬昌鎮）、柘山花生（山東省安丘市柘山鎮）、清化姜（河南省博愛縣清化鎮）、和溪巴戟天（福建省南靖縣和溪鎮）、哈達鋪當歸（甘肅省宕昌縣哈達鋪鎮）、他哈拉大米（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他哈拉鎮）等。

包含村級行政區域地名的有：澇河橋羊肉（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澇河橋村）、涌溪火青（安徽省涇縣榔橋鎮涌溪村）、姜格莊草莓（山東省青島市河頭店鎮姜格莊村）、磨坪貢茶（湖北省南漳縣李廟鎮磨平寺村）、泗家水紅頭香椿（北京市門頭溝區雁翅鎮泗家水村）等。

除了以上直接以各級行政區域名稱命名的方式外，農產品地理標志還存在兩種特殊的命名方式：并列式命名。這類農產品地理標志采取用兩個地名復合命名的方式予以稱說，兩個地名在內在結構上皆為上下級囊括關系，如平陰玫瑰紅蘋果（主要分布在220國道平陰線玫瑰鎮等四個鄉鎮）、洛寧上戈蘋果（河南省洛寧縣上戈鎮）、龍口桑島刺參（山東省龍口市徐福鎮桑島）、壽光化龍胡蘿卜（山東省壽光市化龍鎮）、寬甸石柱人參（遼寧省寬甸滿族自治縣振江鎮石柱子村）、高密夏莊大金鉤韭菜（山東省高密市夏莊鎮）等。另外還存在一種以不具有行政區域地名地位的一般性區域地名命名的方法，如閩北花豬、黃河口蜜桃、漳河水庫翹嘴鲌（湖北）、大伙房水庫鯉魚、大伙房水庫鳙魚（遼寧）、虎平島海參（遼寧）、懷玉山馬鈴薯（江西）等。

2、所涉及地名具有集群化特征，呈面狀分布方式。

由農業部公示的已獲得地理標志的農產品，皆有其明確的生長種植地域。雖然地理標志在命名方式上，采取以市、區、縣、鄉鎮、村等行政地名或山、河、水庫等個體地名點進行命名的方式，但其僅作為涉及的地域范圍典型概括，其涉及地域主要以兩種方式描述：一為用鄉鎮、村等點狀地名覆蓋面狀分布，二為用具體經緯度表示范圍。如江蘇省的興化市大青蝦，地理標志名稱中的“興化市”涉及興化市區內的沙溝鎮、垛田鎮、缸顧鄉、西鮑鄉等35個鄉鎮，是由35個鄉鎮分布點組成的面狀分布區域，其經緯度分布為東經119°43′—120°16′，北緯32°40′—33°13′。再如山東省的張莊牛心柿，其保護范圍主要分布在鄒城市張莊鎮的大彥村、西董村、仙橋村、付莊村等40個行政村內，經緯度分布為東經117°10′20〞—117°21′30〞、北緯35°19′30〞—35°23′30〞的面狀分布。農產品地理標志以地名為命名要素，并且其明確地域分布點、保護范圍等皆離不開地名的使用。

農產品地理標志的申請人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經濟組或行業協會等服務型組織。根據國家農業部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地理標志質量控制技術規范》，只要是處于地理標志保護范圍內的農產品生產者，皆可以向登記證書持有人提出申請，在產品包裝上使用地名標志名稱，因此，農產品地理標志實則為某一面狀范圍內個體點狀經營者的抱團生產與合作，這樣有利于地域品牌的發展及區域內的品牌集群化，對于維護和提升地理標志的產權、產品品質等皆有重要的意義。

3、反映特定地域的自然特征。

獲得地理標志的農產品均生長在特色的地域范圍之內。用以命名的地名不僅指其出產地，也涵蓋其包括區域的自然環境。獲得地理標志的農產品其獨特品質的形成不僅包括地理標志名稱表層的種植環境，也涉及其地名名稱之下的特殊種植要求。

表層的地域自然特征，即從地理標志的用字上可了解到的地域自然環境特征。這樣的用例如：遼寧省的盤錦堿地柿子，因種植在鹽堿地上得名。甘肅省的靖遠旱沙西瓜，因種在沙石地得名。湖北省的鐘祥泉水柑為大洪山山泉水培育得名。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中寧硒沙瓜為在富含硒元素的沙石中長出得名。重慶市的武隆高山白菜、武隆高山甘藍均為生長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帶得名。山東省的沾化洼地綿羊，因適合長期生存在低洼潮濕的環境得名。浙江省的余姚瀑布仙茗，因位于瀑布嶺山腰，茶樹常年沉浴在云霧繚繞中形成天然品質得名。云南的瀘西高原梨，種植于山地高原地區得名。這些農產品生長所需的特定種養殖環境要求皆在農產品地理標識的字面有所體現。

深層的地域種植要求。農產品地理品牌標志在命名字面上體現出來的地域特征僅為農產品種養殖所需環境的一個特色點。但在地理標志的命名之下，要形成和保持農產品的獨特品質還需要一系列與地域特征相關聯的光照時間、溫濕度、水質、土質等獨特的產地環境因子。如山西省永和條棗，永和縣年均降雨量為525毫升，降水量需滿足在400—600毫升之間，如果高于這個數字指標，則難以維持永和條棗獨特的品質，使其出現裂果。再如新疆的石梯子洋蔥，生長在晝夜溫差大、平均海拔為828米的沖積扇洪積平原，用天山積雪融化的雪水進行澆灌，才得以形成其獨特品質。

4、包含與地名相關的歷史文化內涵。

地理品牌標志是地域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凝結在地理品牌標志之上的精華。在產品同質化的今天，悠久的歷史文化內涵往往可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提升產品競爭力，使其在同質產品中脫穎而出。另外，申請農產品地理標志登記保護應符合的五個條件之一即為：產品品質和特色取決于獨特的人文歷史因素。而農產品包涵的獨特人文歷史因素皆離不開地名作為詮釋點，有的甚至直接與地名相關。

如，四川省樂山市的馬邊綠茶，據史料記載，三國蜀漢時期，從金沙江畔的新市鎮至馬邊原無通道，諸葛亮南征時率領兵將順著金沙江而上，志在謀取大小兩山和滇北地區，途經馬邊，“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蜀軍眾將士口渴難耐，忽見眼前有一泉水井，爭相取飲而紛紛中毒、不能言語。蜀軍一時束手無策，后在馬邊河兩岸的深山幽谷及雜草叢生處尋得一簇野生的綠茶和草藥服之，才令毒解。后在明朝中期，因用于佛家僧侶坐禪過久易困，需飲茶解困，馬邊綠茶開始大規模地人工種植，目前馬邊縣內還保存著大量的僧侶茶樓遺址。馬邊綠茶具有解毒功效的歷史故事以及馬邊綠茶備受僧侶們喜愛推崇、當今馬邊現存的大量僧侶茶樓遺址等事實，都在馬邊這一地域名稱的基礎上，為馬邊綠茶注入了厚重的歷史元素，也增添了其品牌底蘊。

再如，湖北流傳這么一句俗語：“黃州蘿卜巴河藕，洪山菜薹孝感酒。”洪山菜薹因產于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而得名。作為當地的地域品牌，距今已有1700余年的種植歷史。洪山菜薹在唐代已是著名的蔬菜，歷來為湖北向皇帝進貢的土特產，因此也被譽為“金殿御菜”。在古籍《名醫別錄》《齊民要術》《唐本草》《本草綱目》中皆有記載。關于洪山菜薹還留下了與三國孫權、清朝慈禧太后有關的歷史佳話。三國時期孫權母親吳國太獨愛洪山菜薹，孫權為了孝敬母親，每逢洪山菜薹上市，皆派人赴洪山取之，直至母親去世。這段故事廣為流傳，洪山菜薹也因此得名“孝子菜”。又清末慈禧太后，愛食洪山菜薹，滿朝官員皆想方設法奪取菜薹以取悅太后，李鴻章的哥哥李翰章還試圖將洪山地域的土壤運至北京以種出正宗的洪山菜薹，雖然結果是徒勞無功，但卻給后世留下了一段“刮地皮”的故事。甚至在民間傳說記敘洪山菜薹口感最佳之處的種植地為洪山山上洪山寶塔塔影的所及之地。

不管是馬邊綠茶、洪山菜薹，還是其他具有人文歷史背景的地理標志金山翠芽、泗水西瓜、開封西瓜、文宮枇杷、秀洲槜李等，歷史史實和民間傳說皆使其披有一層神秘的面紗，讓人愛之信之、欲罷不能。地域物產與人文歷史的結合，賦予了農產品地理標志悠久的歷史底蘊，這些皆為地域品牌增加了眾多的文化內涵，成為消費者津津樂道、樂于追尋的價值點和消費點。

農產品地理標志以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歷史因素得名，每個標志名稱下皆積淀有大量與地名息息相關的內容。大力推廣農產品地理標志，不僅可以保護我國區域品牌的知識產權、推動我國地域經濟的發展，更是保存地名文化特征等軟實力的有效手段。針對現今農業部公布的農產品地理標志及與其對應的紅頭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地理標志質量控制技術規范》，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地域品牌名稱應解釋清楚全面。如，山西的交城駿棗，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的鹽池灘雞、鹽池灘羊肉等，其地理標志名稱用詞“駿”“灘”皆無資料考證，存在理據不明的問題，農產品地理標志的官方文獻中應盡量對其命名解釋清楚，這樣不僅不會打消消費者心中的疑問，也更有利于其地域品牌文化的傳播與擴散。

二是，農產品地理標志以地名為命名要素且為傳遞其地域自然特征和人文歷史背景的重要載體，應對其地名來歷、含義進行一定的挖掘，尤其是以少數民族地名命名的地理標志更應該對地名進行闡釋，只有建立在文化了解上的地域認知才能真正拉動消費者的情感認同。這類需要挖掘的少數民族地名有如：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的崗巴羊，其得名的地名“崗巴”為藏語記音，指雪山附近；黑龍江省的呼瑪黑木耳，“呼瑪”因呼瑪河得名，“呼瑪”在達斡爾語中，指高山峽谷急流；新疆自治區的巴音布魯克蘑菇，地名“巴音布魯克”為蒙古語“泉源豐富”的記音等。

四、小結

地名是指稱個體地域的語言符號，是人們生活、生產的場所。在現今的詞匯系統中，將地名用詞的地域性，從指稱個體地域擴大到人類各類名物的名稱較為普遍，除了以上闡述的植物名稱、品牌名稱、農產品地理標志品牌名稱外，還有世界上對同一物種在不同地域上的類別區分，如：對老虎的分類，巴里虎、爪哇虎、里海虎（又稱新疆虎、波斯虎、西亞虎、中亞虎）、蘇門答臘虎、東北虎、華南虎等。對獅子的分類，亞洲獅、非洲獅、剛果獅、肯尼亞獅、喀麥隆獅、德蘭士瓦獅、開普獅、索馬里獅、卡拉哈里獅等。

地名與其所在地域、物產皆相聯系，地名是地域個體、地域物產的文化總和。地名用作品牌名稱的構成要素，是其指稱功能的擴大。因此，地名不僅具有語言學、地名學上的意義，同時也兼備品牌學上研究價值。

來源：《中國地名》2017年第3期

作者：唐磊 邵則遂

選稿：耿曈

編輯：黃舒馨

校對：鄭雨晴

責任編輯：黃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