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語言影響著個體的思維方式，方言維系了民族的歷史記憶，政治語言決定了國家的現實意識。后浪出版公司最新推出的《南腔北調：在語言中重新發現中國》是一部打破個人思維模式，追尋民族失落歷史，探求家國意識邏輯的挑戰讀者智識邊界之書。作者鄭子寧用一種深入淺出的方式，化門檻與難度極高、向來被目為“絕學”的方言學與歷史語言學為近50個精彩絕倫的故事，把漢語普通話、拼音、方言、古漢語、姓名、稱謂、外語習得等幾乎所有語言與文化的核心問題融會貫通，用具有內在統一性的連貫邏輯，為我們在語言中找到了一個全新的中國。

帶上一把手槍，一箱子彈，穿越回冷兵器時代建功立業，不知多少人有過這樣的夢想，不少以此為題材的網絡小說長盛不衰。

不過，適應真正的穿越需要極高的技術含量。即使忽略掉皇阿瑪戴手表、漢朝的椅子、唐朝的西紅柿等細節，穿越更大的問題其實是語言——你們互相聽不懂對方的口音。

殘酷的事實是：穿越到清朝當格格貝勒貴妃，勉強能夠圓夢；穿越回元明，古人多半會覺得你口音怪異，但還能大致聽懂；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較慘——運氣好點會被當作東國來客，由鴻臚寺接待后送去學習漢語，運氣差的，也許會被當作外國奸細處理。

一些人會想，那用文言文不就解決了？

這倒是個方案，不過很難操作——地道的文言文遠非當下受過一般古文教育的中國人能寫出，古人平常更不會用文言文說話。哪怕完美習得了文言的語法詞匯，也只能和小部分人筆談，還是與外國來客無異。

更有甚者以為粵語是古漢語的活化石，是現代最接近古漢語的方言。所以只要用粵語，那么和古人對話時就能暢通無阻了。

那么，古人的讀音究竟是怎樣的？如何確定字詞的古音？講粵語真的就可以和古人“無縫銜接”了？

解釋這些問題，要先從漢語的獨特性質說起。與拼音文字不同，漢字很大程度上獨立于語音——也就是說，語音的改變并不反映在文字上。這一特點不但讓一般人對于語音的變化缺乏意識，為穿越徒增困難，還給研究歷史音變的專家增加了麻煩。古人并沒有留下任何音頻、視頻，現代讀音又受漢語語音復雜的歷史變遷干擾，語言學者怎么就知道現代哪些字詞的發音與古代相同，哪些是不同的呢？

第一，靠韻書。韻書大體相當于古代的字典，自然要標注讀音。漢語韻書普遍采用反切法：將一個字的聲母和韻母聲調分拆，分別用其他字標注。舉例來說，《大宋重修廣韻》中“東”就被注為“德紅切”——采用“德”的聲母，“紅”的韻母和聲調。當然，要讀懂反切法，必須先知道所用字的讀音，在這點上今人遠遠稱不上清楚明白。不過，對反切注音的整理雖不能直接確立讀音，但能得出當時語音系統的框架。

第二，靠漢字本身。漢字并非完全獨立于語音，通過對大量形聲字古今聲旁的對比，可以獲得一些線索。如“路”的聲旁為“各”，普通話中兩字的讀音根本就不搭界，但古人會用各作路的聲旁，說明在古代兩字讀音必然接近。

第三，詩文押韻。海、峙、茂、起、里、志，一眼看去，似乎沒有什么聯系，也幾乎沒有任何一種漢語方言可以使它們的讀音完全押韻。可是在曹操《觀滄海》一詩中，這六字押韻。整理詩詞押韻的變化，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四，外語和現代方言。外語主要指曾被大量翻譯進漢語的語言，如佛教用語梵語和巴利語。家喻戶曉的夜叉/藥叉來源于梵語yaksa，即可說明當年夜/藥的讀音很可能接近ya或yak，和現代漢語中的讀音不同。

最后，還有些散見于文獻中，并不系統的描寫。如《呂氏春秋》中，東郭牙觀察到齊桓公口型“呿而不唫”(開而不閉)，成功判斷出齊桓公“所言者‘莒’也”，由此將齊桓公和管仲謀劃討伐莒國的事泄露了出去，與之相反的是，今天的普通話呼“莒”的口型甚小。由此可以看出，古書中的類似描述可以幫助人們推斷古音。

通過以上方法綜合分析，我們可以回溯古代漢語的讀音體系。

舉例來說：“塔”來自于巴利語thupa，在《廣韻》中為“吐盍切”，一般認為屬于盍韻，而在現代方言粵語中讀作taap，朝鮮漢字音讀作(tap)，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塔和同韻母的所有盍韻字(如闔、盍等字)在古代韻母非常有可能均為ap。

目前，學界普遍以《切韻》《廣韻》等書中記錄的語音作中古漢語基準，復原可信度已經相當之高。

以此來對照，粵語是否就符合漢字古代的讀音呢？廣東人就可以順利穿越到唐朝，交流無礙？遺憾的是，這是個徹頭徹尾的幻想，沒有一丁點兒可信的成分。

和現代一樣，古代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語音差別。唐朝時，廣東還屬于中原人眼中的“蠻荒”地區，韓愈被貶至潮州時絕望到寫出了“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的詩句。它和其他地區，特別是“高大上”的中原口音存在著顯著差別。

禪宗六祖慧能出生于新州(今廣東新興)，他初見五祖弘忍時，弘忍責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后來慧能拜別弘忍時也自稱：“慧能生在邊處，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會自性自度。”其實，慧能本籍為河北范陽，家在嶺南不過一兩代人，但是已經“語音不正”，說明至少唐朝中原人氏并不覺得嶺南人講話與自己相同。

當時真正地位崇高的語音，一向是中原讀書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陽一帶的口音。

東晉永嘉南渡后，士大夫誦讀的口音被稱為洛生詠，備受推崇。《顏氏家訓》中談及語音時稱：“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唐宋時期，洛陽讀書人的發音仍然有極高的地位。北宋寇準和丁謂一次談及語音，論及天下語音何處為正，寇準說“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謂則說“不然，四方皆有方言，唯讀書人然后為正”。到了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中仍有“中原唯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的說法。

但是即使粵語不是唐朝官話，相對于北方官話，粵語仍真實地保留了不少中原舊音。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長期戰亂，漢語由中古漢語轉換為近古漢語，唐懿宗時胡曾作《戲妻族語不正》一詩，其內容就生動反映了當時的語音變化。此時，偏居一隅的嶺南卻很少受到北方發生的音變影響。

南宋朱熹《朱子語類》中有如下評價：“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若閩浙則皆邊東南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可以看出，當時的讀書人認為廣中人繼承了中原洛陽地區的語音，所以“尚好”。

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語音變化愈厲，相對而言，嶺南地區更加安定，語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經濟上的發展，更令曾經的“蠻荒之地”挺起了腰桿，尤其是廣州的發展水平逐漸超越了中原地區，嶺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漸提高，并自視為古中原的繼承者。

廣州人陳澧在《廣州音說》里面就明確指出“廣州方音合于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并舉例論證：廣州話能分陰上陽上陰去陽去，有-m尾，“觥公”“窮瓊”讀音不同等(不過廣州“九”“狗”無別，“呼”“夫”不分等不合古音的方面就被選擇性地無視了)。

由此他提出了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論斷：“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余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陳澧可算是以粵語為唐朝官話說法的濫觴了。

與粵語對中原語音的繼承相比，北方漢語則被認為因為胡化而丟失了自己的傳統。

多數人并不了解真正胡化的語言是什么樣子。金元時期曾經流行過一種奇怪的漢兒言語，語序近似蒙古語，語法也受阿爾泰語系影響，具有如復數加“每”等與漢語明顯不同的特點。

元碑中“長生天氣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圣旨”這種現代看來很拗口的句式，即為漢兒言語的特征，但明朝以后這種語言就逐漸消亡了。實際上語音變化本為常態，雖然北方話由于社會動蕩等原因可能變得比某些南方方言快了些，但很難將這些變化盡數歸咎于胡語影響，如入聲在中原的弱化至遲在北宋已經開始，彼時離“金元虜語”還早得很呢。

所以，想要無縫穿越回唐朝，能講一口流利的粵語恐怕也沒有什么用。（文/鄭子寧）